大罷免倒數計時：25%罷免門檻引發民主機制反思

2025年7月26日，全台將進行一場前所未有的大規模罷免投票，涵蓋24名現任國民黨立委及停職中的新竹市長高虹安。這場選舉除了檢驗各政治人物施政表現與民意支持度外，亦引發社會對於罷免制度設計的深層討論，特別是「50%當選卻被25%罷掉」的民主正當性問題。

針對此一爭議，資深媒體人黃暐瀚近日在個人社群平台撰文，提出不同於批判論調的觀點。他強調罷免制度本身設有層層關卡，包含1%提議門檻、10%連署門檻以及最終25%選區選民的有效同意票數，並需超過反對票，方可罷免成功。他指出：「這不是誰說了算，也不可能在沒有民意基礎下隨意提出。」

黃暐瀚進一步指出，罷免成功的關鍵在於政治人物流失的支持動能。他舉例說明，台灣立委選舉的平均投票率約為七成，「所謂的50%當選，其實是約35%有效選票的支持」。若一名立委在就任一年後，遭到25%以上選民罷免成功，代表其施政表現已無法維繫原有的基本盤。他反問：「一年前還有35%的支持，一年後卻不到25%，消失的10%，跑哪裡去了？」

針對此一現象，中央選舉委員會資料顯示，2024年立法委員選舉平均投票率為71.2%，而單一選區立委普遍當選票數在選區總選舉人數的35%至42%之間。以此次罷免門檻為例，新北市第一選區立委洪孟楷需獲得逾10萬張有效同意罷免票方可成立罷免案，顯示即便進入投票階段，通過機率亦不見得如外界想像容易。

對於「少數罷免多數」的質疑，政治學者分析指出，此說法僅從靜態選舉數據出發，忽略民主政治本質的「動態合法性」原則。若當選者在任內失去原有民意支持，即使未觸法，也可能失去治理正當性，正是民主制度設計罷免權之意義。

回顧歷史，台灣自2006年修法後實施新罷免制度，至2025年已有多次罷免成功案例，如2017年罷免立委黃國昌案未過門檻，2021年罷免高雄市市長韓國瑜案則成功通過。此次「大罷免」為首度大規模同步實施，成為實踐「直接民權」的一次全國性社會實驗。

黃暐瀚也提醒，罷免制度的存在，並非為了「清算政治敵人」，而是對公職人員的階段性評鑑。「罷免的意義不在誰輸誰贏，而是人民有權向自己選出的人說：你做得不好，我要收回權力。」

此外，此次罷免行動也伴隨網路與實體動員的雙軌競爭。綠營與公民團體運用社群平台如Threads發起「百工百業挺罷免」串連，藉由職人與民間聲音發酵輿論；藍營則採取北北桃中實體大型造勢方式，強化支持者投票意願。罷免案不僅檢驗個別立委的政治責任，更反映出台灣民主社會如何在「代表制」與「直接民權」之間取得平衡。

不論罷免案最終結果如何，726大罷免已標誌台灣民主深化歷程中的一個關鍵節點。面對制度挑戰與民意轉變，政治人物如何自省並回應，將成為未來政治實踐與制度改革的重要依據。

童子賢揭花蓮捐款爭議　罷免傅崐萁再添企業界支持聲量

2025年7月下旬，全台罷免政治風暴進入白熱化，企業界相繼有人士表態支持罷免國民黨立委傅崐萁。其中，和碩集團董事長童子賢的公開發言引起政壇與輿論高度關注。他不僅表態支持罷免傅崐萁，更揭露2018年花蓮地震後，捐款分配遭花蓮縣政府壟斷的情況，直指當年縣府干預災後資源分配，引發社會熱議。

童子賢7月22日在媒體訪問與網路直播中指出，自己與和碩在2018年「0206花蓮強震」後即主動捐款支援花蓮救災及重建，但後續卻接獲多方反映，指稱花蓮縣府在善款接受與分配過程中，要求各界將資金統一匯入縣府，禁止直接捐助地方教育機構與重建單位。童子賢坦言，初聞時尚不願相信，直到與多方公益團體查證後，才確定縣府確有統籌再分配善款，甚至對災民與學校聲稱資源是「縣長特別給大家的」，疑涉行政資源操控與形象工程。

對此，現任花蓮縣長徐榛蔚7月23日發出嚴正聲明，強調自己任內從未發布相關命令，亦不可能有任何打壓善款流向之行為，並公開要求童子賢24小時內提出明確人事時地物證據，否則應向花蓮縣政府與社會大眾道歉，若其言論屬實，願為此辭職負責。

童子賢隨即回應，重申其所描述事件發生於2018年2月6日強震後，時任縣長即為傅崐萁，徐榛蔚則在該年12月25日始上任，批評其回應為「時空錯置」，並強調「這是傅崐萁主政下的問題，徐榛蔚無需對號入座」。童子賢表示，當年有多個教育機構與公益團體遭受縣府施壓，不得逕向外界募款，這樣的操作方式令人感到遺憾。

據童子賢揭露，其個人與和碩集團兩度花蓮地震共計捐款總額達9972萬元，其中他本人捐出5363萬元（佔比54%），和碩公司則捐出4609萬元（佔比46%）。受款單位包括花蓮縣政府社會局、世界展望會、門諾醫院、花蓮家扶中心、東華大學、明義國小、花崗國中等24個公私機構，資助涵蓋教育、醫療、社福與宗教機構，顯見其對地方災後復原之全面性支持。

本次罷免案中，童子賢的立場不僅源於對傅崐萁政風的質疑，也具體點出企業界在捐款與公共資源流向的透明機制所面臨的問題。觀察人士指出，企業家此番表態具重要指標意義，顯示罷免行動已從單純政黨動員，逐漸擴及社會各界對政治問責與公權力運用的集體討論。

此外，有媒體指出，早在2018年地震時，就有地方教育界人士以匿名方式對媒體透露，曾遭縣府要求不得自行接受企業或宗教團體捐款，捐贈管道須由縣府集中處理，並以官方名義發放。儘管當年未成社會焦點，但在今日由重量級企業家公開揭露後，舊案再被關注，也再度引發外界對地方政府資源運用監督機制之反思。

儘管徐榛蔚與傅崐萁陣營否認指控，童子賢仍強調，自己非政治人物，此次表態純屬出於對公平正義的堅持。他呼籲花蓮選民「不必畏懼，站出來為花蓮的未來做出選擇」。本案最終是否牽動傅氏家族政治勢力，社會將密切關注7月26日的罷免投票結果。

美國最新關稅政策升溫　川普明言市場開放成減稅唯一條件

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於7月23日出席在華府舉行的人工智慧高峰會時，正式宣布美國將對全球各國實施新一波關稅措施，稅率範圍自15%至50%不等，並明確表示「市場開放程度」將成為各國適用稅率的關鍵依據。此舉不僅對仍未達成關稅協議的國家形成壓力，也再度將台灣推上國際經貿焦點。

川普於高峰會上指出：「我們將實施15%至50%、直接且簡單的關稅」，他強調此為美國重振製造業、保護本土產業與提升全球競爭力的必要手段。川普更直言：「有幾個國家，我們設定了50%的關稅，因為我們與這些國家的關係不太好。」

據《彭博》（Bloomberg）報導，川普的談話透露兩大重點：第一，美國政府在現階段已排除任何低於15%的稅率，意即相對溫和的貿易夥伴也須接受15%以上的進口稅；第二，川普將市場開放作為唯一的降稅門檻，對未能積極與美方展開市場准入談判的國家形成高度壓力。

當日稍晚，川普於其自創社群平台「真實社群」（Truth Social）上連發四篇貼文，具體點名日本與印尼作為正面案例。他指出，日本史上首次對美國全面開放市場，涵蓋汽車、休旅車、卡車、農產品與稻米，並表示「這完全是憑關稅施壓獲得的」。他續稱：「印尼也首次同意向美國完全開放市場，這可是件大事！」川普強調，這些協議將帶來美國企業的重大收益。

川普於後續貼文中明確指出：「如果我能促使主要國家向美國開放市場，我一定會放棄關稅。」並強調「關稅是另1個強大的力量，沒有關稅，各國不可能開放市場！」最後更強調「唯有同意開放其市場，我才會降低對該國的關稅，否則關稅將大幅提高！」

外界解讀，川普此次發言除鞏固其「關稅換市場」的政策主軸外，也形同對尚未與美方完成談判的國家發出最後通牒，特別是仍處於談判中、如台灣、韓國、墨西哥等尚未明朗其稅率者。

根據《華爾街日報》與《南華早報》先前報導，台美雙方自2024年底起已進行三輪關稅會談，針對半導體、資通訊產品、農業項目進行協商，但尚未對整體市場開放範圍達成共識。川普的談話使得談判壓力驟增，台灣政府是否將針對農業品項、金融市場或特定工業產業進行讓步，將成接下來數週談判的關鍵焦點。

國際經貿學者指出，川普政府將高關稅視為重塑全球供應鏈的手段，並將「零關稅」與「完全市場開放」綁定為交換條件，反映其意在重構一個以美國企業為主導的經貿秩序。

分析人士認為，台灣身處美中競爭核心位置，雖為美國重要的技術夥伴，但若市場開放條件不足，仍可能面臨中高階稅率懲罰，對出口導向產業與中小企業造成不小衝擊。

隨著8月1日關稅寬限期迫近，台美談判進度勢必加快。外交部與經濟部至截稿前尚未對川普談話作出正式回應，但業界普遍關切，若無法達成實質讓利協議，台灣恐將與其他高關稅國家如巴西、土耳其同列，影響貿易信心與產業投資。

美方即將公佈最終稅率清單，是否將台灣納入15%以下稅率名單，或列入較高課稅級距，將成檢視兩國經貿關係與政策互信的重要指標。

【社論】

從大罷免到院長制衡：韓國瑜的最後防線？

2025年7月26日，全台政治版圖即將迎來一次重大震撼考驗──被稱為「大罷免」的政治行動將同時對24位國民黨立委與停職中的新竹市長高虹安進行投票表決。這場被輿論稱為史上最規模浩大的罷免投票，不僅是對在野勢力的整體檢驗，更牽動立法院權力結構，進一步波及立院龍頭韓國瑜的穩固地位。然而，儘管外界流傳罷免成功後民進黨可能修法改選院長的風聲，但實際操作上的政治門檻與制度性限制，反而凸顯立法院長制度本身的穩定性，也讓韓國瑜此刻的行動，既是黨內保位，也是一場制度保衛戰。

在這場決戰最後24小時內，韓國瑜可謂「親征下場」，全台走透透，無論是助講、車隊掃街、基層巡迴，他身影幾乎無所不在。這並非單純為了幫助個別立委抵禦罷免，而是意識到罷免若造成國民黨席次嚴重下滑，其所擔任的立法院長一職，雖未必立即生變，卻可能在政治正當性與實質運作上遭遇嚴峻挑戰。

根據《立法委員互選院長副院長辦法》第8條，「院長、副院長經全體立法委員三分之一以上人數提議，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人數通過，得予以改選」。換言之，在113席的立法院中，需至少有38位立委提案，且在出席的76位立委中獲得過半支持，始能成功改選院長。以現階段民進黨擁有51席來看，連發動提案都尚顯困難，更遑論達到通過門檻。

然而，正是這樣的制度門檻，使得民進黨內部即使有人主張應乘罷免有利態勢，修改立院內規，將改選門檻由三分之二降為過半，至今仍無具體提案出爐。民進黨團書記長陳培瑜也明言，目前根本沒有此等修法打算，「國民黨若自覺罷免失民心，便應自省，而非訴諸『綠營奪權』的陰謀論來卸責」。

不過，從制度運作的邏輯來看，即使民進黨席次未達改選門檻，只要罷免與未來補選順利，讓其在立院過半，仍有可能出現「由少數黨擔任院長」的特殊政治情境。屆時韓國瑜儘管仍具形式職權，卻須不斷主持民進黨主導的院會決策與法案通過，這不僅是權力上的扭曲，也將成為制度運行上的張力來源。如此尷尬情境，歷史上未曾發生，將考驗韓國瑜的政治彈性與心理素質。

從政治現實觀察，韓國瑜若欲化解此種潛在困局，除繼續固守藍營席次，更須強化跨黨派協商能力，畢竟院長職責除了主持會議與維持秩序，更在於扮演立院溝通與平衡的樞紐角色。若國民黨持續自陷「被迫害」心態，不願正視社會對部分藍委行為的疑慮，反而讓韓國瑜陷於「代理保守派」的角色泥淖中。

更需注意的是，此次大罷免之所以成案者眾，多數並非基於政黨對決，而是來自基層不滿、選區壓力與社群輿論催化的多重力量，特別是面對立委失言、缺席、甚至與地方派系關係密切卻問政表現不佳者，選民提出罷免的正當性遠較以往單一罷免案更為堅實。

若以制度發展角度看，這場大罷免或將成為推動「修憲改革立院制度」的新契機。過去台灣立院改革多集中於選制與立委人數，如今則可進一步思考院長選任、改選門檻、職權分配與制衡設計，尤其在多黨並立的新政治時代，如何讓院長能反映多數民意、避免朝小野大僵局，將是未來的重要改革方向。

綜觀而言，韓國瑜此刻的積極行動，不僅為了保住國民黨席次與其本身院長地位，更是為了避免立法院陷入制度失衡的混沌局面。制度賦予他完整任期，民意則以罷免案傳遞訊號，兩者之間的緊張互動，正是民主體制的試煉場。歷史將如何記錄這場大罷免，不僅取決於罷免是否通過，更在於政治人物如何面對失衡的警訊，重建制度的信任基礎。

最終，院長之位是否穩固，並不完全取決於罷免結果，而在於韓國瑜是否能跳脫黨派本位，展現超越政黨的立院治理能力，這才是真正決定其政治歷史地位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