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每日新聞短評 20260814《2026台灣九合一選舉觀察》台北市長選戰進入團隊戰　沈伯洋整合「台北隊」攻都更　蔣萬安以施政成果迎戰2026年九合一地方選舉逐步進入決戰階段，首都市長選戰也從候選人個人攻防，開始轉向政黨組織、市政議題與議員選舉相互結合的「團隊戰」。民進黨台北市長參選人沈伯洋12日與民進黨台北市黨部正式啟動聯合競選，整合25名區域議員參選人及1名山地原住民議員參選人組成「台北隊」，力拚市長與議員選舉形成相互拉抬效應；尋求連任的台北市長蔣萬安則持續以市政成績回應挑戰，雙方近期並在都市更新等議題上展開政策攻防。根據中央廣播電臺等媒體報導，沈伯洋此次聯合競選的主要策略，是將市長選舉與各行政區議員選情進一步整合，希望藉由議員長期經營地方的組織網絡，擴大市長選舉的基層接觸面。沈伯洋表示，議員是掌握地方問題的重要節點，聯合競選不只是選舉合作，也希望把地方需求與整體城市治理政策相互連結。從選舉結構觀察，這也意味民進黨台北市選戰開始由候選人個人形象塑造，進一步進入組織整合階段。台北市長期具有高度都會化、選民自主性強及議題導向明顯等特性，市長候選人的全市性議題設定能力固然重要，但議員候選人在各選區累積的服務網絡與地方組織，同樣是選戰後期動員的重要基礎。在政策攻防方面，「都市更新」已成為近期雙方交鋒的主要議題之一。沈伯洋指出，台北市住宅老化指數達134%，約為高雄兩倍，顯示首都住宅老化與都市更新需求相當迫切。他並以「殭屍都更」形容部分案件長期停留在程序之中，質疑市府雖然累積大量都更案件，但真正完成整合、核定與施工的速度，是否能夠因應台北市快速老化的住宅結構。面對沈伯洋的質疑，蔣萬安則選擇以具體施政數據回應。蔣萬安表示，上任後台北市都市更新報核案件數，已達上任前8年平均值的2.3倍；包括斯文里二期、南機場單元三與單元四等過去整合困難的指標性案件，也已陸續完成高度整合、招商及簽約。因此，台北市長選戰在都更議題上的攻防，逐漸形成兩種不同的論述方向。沈伯洋強調的是「需求與完成速度之間的落差」，試圖從老屋比例、案件停滯與市民居住需求切入；蔣萬安則強調「案件增加與執行成果」，藉由報核數量、招商進度及指標案例證明市府施政效率。未來選戰真正的爭論焦點，可能不只是「有沒有推動都更」，而是進一步比較案件完成率、平均行政時間、民間整合效率以及實際受惠戶數。除了都更議題之外，雙方也開始在生活型政策上形成競爭。沈伯洋日前提出利用捷運站、公園及河濱等公有空間設置具有盥洗、更衣功能的「運動驛站」，希望改善市民運動後缺乏盥洗與更衣空間的問題。蔣萬安則回應，各界提出的政策構想市府都願意參考，但相關政策仍須經過完整評估，以務實方式推動。這類政策攻防反映出台北市長選戰正在出現另一項變化：選舉議題逐步由政黨認同及中央政治延伸至城市治理的細部競爭，包括住宅、交通、運動、公共空間、高齡化與生活品質，都可能成為影響中間選民的重要因素。對沈伯洋而言，啟動「台北隊」聯合競選，首先要解決的是如何把個人政治聲量轉化為遍布12個行政區的地方組織力量，並透過市議員候選人的基層網絡擴大支持面；對蔣萬安而言，現任市長最大的競選資源則是執政紀錄，因此如何將都更、交通、社福及大型建設等施政成果轉換為選民可以直接感受到的政績，將是尋求連任的重要基礎。隨著年底投票日逐漸接近，台北市長選舉已從早期的人選與聲量競爭，進入「組織對執政」、「政策挑戰對施政成績」的新階段。沈伯洋試圖透過聯合競選擴張地方戰線，蔣萬安則以現任優勢及市政成果建立防線。未來數月，雙方能否將政策論述轉化為具體的選民支持，將成為首都選戰最值得觀察的指標。賴清德拋「北戴河介選」示警　高雄選戰從地方攻防升高為國安與兩岸議題2026年九合一地方選舉進入倒數階段，高雄市長選戰的政治層次正在快速升高。民進黨12日將行動中常會移師高雄，兼任黨主席的賴清德在會中罕見提及中共「北戴河會議」，指中國方面已將年底台灣地方選舉結果視為對台策略成效的重要指標，並警告假訊息、假民調及認知操作可能介入選舉。這項說法立即引起國民黨反擊，也使原本以市政治理、候選人條件為主的高雄選戰，進一步延伸至兩岸關係、社會安全及資訊戰等層面。賴清德在高雄主持民進黨中常會時表示，中國介入台灣選舉已有相當經驗，近期包括「賴瑞隆難撐大局」、「民進黨尚未完成整合」以及部分顯示賴瑞隆僅微幅領先的民調，都存在資訊操作問題。他並強調，高雄具有高度政治指標意義，民進黨必須守住高雄，因此以「非贏不可」形容年底選戰的重要性。這項談話的政治背景，是近期高雄選情出現不同民調結果。8月10日公布的一項調查顯示，民進黨參選人賴瑞隆支持度47.48%，國民黨柯志恩46.14%，差距僅1.64個百分點，使「高雄是否可能變天」重新成為選戰話題。不過，不同時期及不同機構的調查結果存在相當差異，也顯示高雄選情目前仍難以單憑單一民調判斷。從選舉研究角度而言，民調委託單位、抽樣方法、訪問方式、有效樣本、未表態選民比例以及調查日期，都可能影響結果。因此，政治人物將特定民調直接定性為「假民調」，或反過來據此宣稱選情已經翻轉，都仍需要更完整的調查資料佐證。賴清德談話中最受關注的部分，則是「北戴河會議」。北戴河長期被外界視為中共高層在夏季進行政策溝通及人事協調的重要政治場合，但相關討論內容通常缺乏完整公開紀錄。因此，賴清德公開提及中共內部對2026台灣選舉的判斷，自然引發情報來源與資訊可信度的討論。國民黨立委李彥秀13日即對此提出質疑。她認為，如果相關資訊並不正確，代表政府最高層可能受到錯誤資訊影響；如果確實掌握中共內部會議訊息，賴清德公開談論相關內容，又可能衍生情報來源及情報安全問題。李彥秀並將賴清德此次強調中共介選，解讀為民進黨面對高雄選情壓力後的政治反應。國民黨高雄市長參選人柯志恩也反駁相關說法，認為不能因為民調結果不符合執政黨期待，就直接將其歸類為假訊息或境外介選，要求選戰仍應回到高雄市政治理及候選人政策競爭。然而，中國是否透過資訊操作、網路傳播、地方交流或其他方式影響台灣選舉，本來就是近年國安機關及司法體系持續關注的問題。因此，「是否存在境外介選」與「個別民調是否屬於境外介選工具」實際上是兩個不同層次的問題，後者仍需要具體證據才能建立直接關聯。另一方面，高雄對民進黨的重要性確實遠超過一般地方選舉。高雄長期是綠營重要政治基地，一旦年底失去執政權，其政治象徵意義將不僅是地方政權輪替，也可能被解讀為選民對中央執政表現的期中評價，進而牽動賴清德在民進黨內的領導權威以及2028年連任布局。近期蔡英文也重新活躍於地方選舉輔選，包括參與新北市長參選人蘇巧慧的競選活動，更使民進黨內部不同政治領導人的輔選角色受到關注。蔡英文今年5月即曾與蘇巧慧共同出席競選辦公室活動，展現其卸任後仍具有相當政治影響力。因此，賴清德此次在高雄提出「北戴河會議」與中共介選問題，可以看成2026選戰出現的一個重要轉折。高雄市長選舉已逐漸由地方治理競爭，向中央執政成績、兩岸政策、島內安全及資訊戰等議題擴張。未來幾個月真正值得觀察的，將不只是賴瑞隆與柯志恩支持度的消長，而是中共介選議題是否持續成為全國性選戰主軸，以及相關指控能否提出更具體、可供公共檢驗的事證。若兩岸與國安議題持續升高，2026九合一選舉可能不再只是地方首長的期中選舉，而將提前成為2028大選政治論述與選民結構重新排列的一次重要測試。廢監院不能只剩政治口號　陳永興：制度改革須先回答監察權何去何從立法院審查監察院人事同意權案，再度牽動台灣延續多年的「廢除監察院」制度爭議。監察院長被提名人陳永興日前在立法院全院委員會備詢時表示，他並不反對廢除監察院，甚至長期主張台灣應朝三權分立的憲政體制發展，但若要改變現行五權憲政架構，就必須提出完整修憲方案，不能僅以一句「廢除監察院」取代制度設計。根據《聯合報》報導，在野黨近來主張透過修憲廢除監察院，相關議題也隨監察委員人事審查重新升高。陳永興面對立委詢問時指出，「只是一句話就要廢除監察院，這不是負責任的做法」，尤其在修憲尚未完成、替代制度也未建立之前，以凍結預算、人事杯葛或其他方式讓監察院實質癱瘓，恐形成憲政制度上的空窗。陳永興進一步以其他機關作為比較。他表示，如果社會認為治安表現不佳，不可能因此直接廢除警政署；同樣地，如果民眾對立法院表現不滿，也不能因此主張立即廢除立法院。這項說法所凸顯的核心問題，在於「機關存廢」與「機關改革」屬於兩個不同層次：前者涉及憲政體制重新設計，後者則涉及現有制度如何改善運作。民進黨立委林俊憲在質詢時則從人民陳情功能切入，指出監察院近5年受理人民陳情案件超過7萬5000件，如果監察院遭到廢除，這些原本透過監察體系處理的申訴、陳情及行政糾錯功能，未來究竟應由何種機關承接，必須在制度改革過程中提出明確答案。陳永興也認為，若缺乏替代機制，確實可能使部分民眾失去既有的申冤管道。不過，監察院本身的社會信任度同樣是改革無法迴避的問題。林俊憲在質詢時引用網路調查指出，有68%受訪者贊同廢除監察院。陳永興則回應，這項數字與社會對立法院的不滿程度相近。相關數據雖然仍須視調查方法、樣本結構及代表性加以判讀，但也反映監察院長期面臨功能定位、政治中立及實際監督成效等質疑。事實上，台灣是否維持監察院，早已不只是單一機關存廢問題，而涉及《中華民國憲法》五權體制如何進一步調整。若未來改採更接近三權分立的制度，現行監察院所掌握的彈劾、糾舉、糾正、調查、人民陳情及政府人權相關職能，就必須重新分配，其中可能涉及立法院、司法機關、行政監察機制，以及獨立的人權機構如何重新建構權限。因此，廢除監察院若真正進入修憲程序，政治攻防的焦點勢必從「要不要廢」逐步轉向「廢除之後怎麼辦」。包括人民陳情由誰受理、公務員違法失職如何追究、行政機關如何接受外部調查，以及政府人權委員會未來如何定位，都需要建立完整的制度銜接。面對監察院自身改革，陳永興則提出增加專業調查能量的方向。他表示，目前監察委員人數有限，其中部分委員另負責政府人權委員會業務，因此有必要提升調查人員素質及人力配置，並適度引進民間團體力量，甚至可以針對立法院質詢揭露的重大弊案主動展開調查，使監察權從被動接受陳情進一步轉向主動監督。從此次人事審查所呈現的朝野論辯來看，監察院的爭議已逐漸從單純的人事同意權攻防，延伸至台灣憲政體制改革問題。支持廢除者必須提出監察權重新配置的完整方案；主張保留者，同樣必須回答監察院如何提升公信力與監督效能。未來真正需要處理的，恐怕已不是一句「廢或不廢」，而是台灣究竟需要一套什麼樣的權力監督制度。【社論】當立院制衡走向政治否決——《經濟學人》警訊下的台灣民主困局英國《經濟學人》日前以台灣民主政治運作為題，將焦點指向國民黨主導的反對陣營與賴清德政府之間日益尖銳的政治僵局。行政院認為，文章真正關切的是反對黨利用立院多數阻擋預算、國防與產業政策；國民黨則反駁，問題根源恰恰在於賴清德政府缺乏協商意願，甚至以強硬政治路線加深朝野對立。同一篇國際媒體評論，在台灣立即被切割成兩套完全相反的政治敘事。這本身或許比《經濟學人》究竟批評誰，更值得觀察。台灣目前面對的問題，已不只是一般民主政府的朝野衝突，而是一種逐漸制度化的「雙重政治正當性競爭」：「總統掌握行政權」，但立院多數掌握在反對陣營手中。2024年大選形成「總統不過半、立院三黨不過半」的新政治結構之後，行政與立法之間原本應該透過協商尋找政策交集，實際發展卻逐漸演變為行政權與立院多數彼此否決。問題因此不再是誰比較會吵架，而是台灣民主制度是否開始出現「治理能力下降」的現象。這也是《經濟學人》評論值得注意之處。從民主政治原理而言，在野黨監督政府、刪減預算、要求行政部門說明政策，本來就是立院的基本權力。任何民主政府都不能以「政府安全」為理由要求立院無條件通過預算，更不能把所有反對意見直接等同於阻礙政府發展。因此，國民黨要求防務採購必須說明成本、效益、作戰需求、採購程序與財政負擔，本身具有民主正當性。但問題在於，監督與否決之間存在一條非常重要的界線。當總預算長期延宕，重要憲政機關人事持續陷入僵局，而防務、無人機與產業政策也陸續成為朝野政治角力工具時，立院行使的究竟仍然是「政策監督權」，還是逐漸轉變為「政治否決權」，就成為外界評價台灣民主品質的重要指標。尤其無人機政策具有特殊意義。俄烏戰爭已經證明，低成本、大量化、分散式的無人載具正在改變現代戰爭型態。行政院提出《國防自主無人載具採購特別條例》，規劃自2026年至2031年底籌編最高新台幣2100億元，採購濱海監偵型、濱海攻擊型無人機及小型自殺無人艇，其目的不只是增加武器數量，更企圖藉政府需求建立台灣自主供應鏈。這使無人機政策同時具有「國防政策」與「產業政策」兩種性質。如果立院認為2100億元規模過大，當然可以要求行政部門提出數量、價格、產地比例、作戰效益與產業回饋機制；但如果整項政策因政黨對抗而無法進入實質審查，問題就從「監督政府」轉變成「政府是否仍具有重大政策決策能力」。對台灣而言，這尤其危險。因為台灣並不是處於一般地緣政治環境。中國軍機、軍艦、海警與灰色地帶行動已經形成長期壓力，美國、日本與歐洲國家觀察台灣時，除了關心台灣有沒有民主選舉，也開始關心另一個更現實的問題：台灣的民主制度究竟能不能產生有效治理？這才是《經濟學人》評論背後更深層的國際訊號。然而，行政院若因此把全部責任歸咎於在野黨，同樣可能忽略另一半問題。少數政府本來就必須付出更高的協商成本。賴政府既然沒有立院多數，就不能仍以單一政黨過半時期的政治模式推動重大政策。行政權必須學會交換、妥協、說服，甚至接受部分政策被修改。否則「在野黨杯葛」與「執政黨拒絕協商」將成為彼此永無止境的政治指控。這正是目前台灣政治最危險的地方：藍綠雙方都可以找到理由證明自己是在「保衛民主」。執政黨認為，在野黨利用立院多數阻擋國防與島內建設；在野黨則認為，自己是在阻止行政權擴張與鉅額預算失去監督。雙方論述各有支持者，結果卻可能形成一種「互相否決的民主」。民主制度最怕的並不是衝突，而是衝突無法轉化成決策。這場爭議同時已經開始進入2026地方選舉，甚至可能延伸到2028大選。對民進黨而言，最有利的選舉敘事，是把地方選舉逐漸提升成「政府能不能正常運作」的信任投票；對國民黨而言，則必須證明自己的立院多數不是單純反賴，而是具有治理能力的「準執政聯盟」。因此，真正承受壓力的其實不只是賴清德，也是國民黨。如果反對黨只能證明自己有能力阻止政府，卻無法提出完整的國防、能源、產業與財政替代方案，那麼到了2028年，選民勢必追問：一個擅長否決的政黨，是否也有能力治政府？反過來說，如果賴政府持續把所有政治僵局歸責立院，而不能建立新的少數政府協商模式，2028年選民也會提出另一個問題：一個無法與立院多數共處的政府，是否具有整合政府的能力？所以，《經濟學人》的評論不應只是藍綠各取一句、拿來攻擊對方的國際文宣。它真正值得台灣政治人物警惕的，是台灣民主正在從「政黨競爭」走向「制度競爭」：行政權與立法權都擁有民主授權，卻缺乏解決僵局的政治機制。台灣下一階段民主成熟與否，關鍵已經不只是能不能完成一次公平選舉，而是選舉結束之後，不同政治力量能否共同維持政府基本運作。在野黨不能把「制衡」變成「癱瘓」；執政黨也不能把「島內安全」變成拒絕協商的通行證。真正成熟的民主，不是誰成功挾持誰，而是任何政黨都無法挾持政府。這或許才是《經濟學人》這篇評論留給台灣最值得思考的一句潛台詞。

台灣每日新聞短評 20260813《2026台灣九合一選舉觀察》兩名中國男子橡皮艇登陸八里　入境後活動六天才查獲　海防警戒再現漏洞漢光演習前夕再傳海岸安全事件。兩名分別來自中國新疆及安徽的男子，被查出7月24日駕駛動力橡皮艇自福建方向出海，隨後登陸新北市八里地區沙灘，進入台灣後更在桃園地區活動長達六天，最後才遭海巡人員查獲。由於時間點接近重大軍事演習，案件已由單純偷渡問題上升至國土安全與海岸防衛層次。據目前公開資訊，兩名男子分別為35歲欒姓男子及44歲于姓男子，對於來台原因聲稱是在海上釣魚過程中迷航。然而，從福建駕駛動力橡皮艇跨越台灣海峽並成功登岸，其航程、油料、方向控制以及攜帶裝備是否符合「意外迷航」的說法，均有待司法與國安單位進一步釐清。更值得注意的是，兩人並非登岸後立即遭到發現，而是在台灣境內活動約六天才被查獲。這使案件的焦點不只在於「如何登岸」，更在於台灣現有岸際雷達、海巡巡邏、港岸監控及跨機關情資通報機制，為何未能在第一時間發現異常。近年台灣周邊曾陸續發生中國人士以快艇、小型船舶等方式接近或進入管制水域的案件。在兩岸軍事壓力升高的環境下，小型船艇具有雷達截面積較小、航行方式彈性高等特性，對傳統海防監控形成新的挑戰。尤其若類似方式被用來測試海岸監控反應時間、登陸點或治安系統漏洞，其國安意義將遠高於一般非法入境案件。目前兩人已遭檢方聲請羈押獲准，後續調查重點除偷渡動機外，也應包括是否有人接應、在台期間接觸何人、活動路線及是否涉及蒐集軍事或重要設施資訊。此次事件再次顯示，台灣面對的安全挑戰已不限於大型軍艦、軍機或傳統登陸作戰。如何建立涵蓋小型船艇、無人機、非法入境與灰色地帶行動的複合式海岸安全體系，恐怕才是這起事件真正留下的國安課題。中市府五年前採購案遭搜索　前市府人員交保　偵辦時機引發政治攻防台中市政府多年前的勞務採購案件再度進入司法程序。曾任台中市長盧秀燕秘書、日前請辭台北市政府發言人職務的李政軒，以及時任台中市政府秘書處長顏迺倫等人，因涉及民國109年間台中市政府秘書處勞務採購洩密疑案，日前遭檢調搜索、約談。檢方訊後分別諭知李政軒30萬元、顏迺倫15萬元交保，並限制出境、出海。由於案件所涉及的行政行為距今已有多年，加上2026地方選舉逐漸升溫，使司法偵辦時間點迅速引發政治聯想。台中市政府方面表示尊重並配合司法調查，但同時質疑案件據稱早在五年前即已立案，為何直到此時才採取搜索行動，認為相關偵辦的必要性與時間點需要進一步說明。不過，從司法程序而言，案件立案時間與採取搜索、約談等強制偵查手段的時間並不必然一致。檢調是否取得新事證、證人陳述或其他足以提高犯罪嫌疑的資料，才是判斷搜索必要性的核心。現階段案件仍處偵查階段，相關人士亦僅為交保，尚不能據此推論犯罪事實成立。然而，在年底九合一選舉逐漸升溫的政治環境下，任何涉及地方政府首長團隊的司法案件，都可能快速轉化為選舉議題。盧秀燕市府如何回應、檢方後續是否提出更具體的犯罪事證，以及案件是否擴大偵辦，都可能影響事件的政治效應。台灣近年司法案件與政治攻防高度交織，也使檢調機關面臨更高程度的程序透明與政治中立要求。對檢方而言，依法偵辦不應受到選舉時間表干擾；對政治人物而言，也不宜僅因偵辦時間敏感便直接推論司法具有政治動機。因此，本案後續最值得觀察的仍是證據本身。只有回到採購程序、相關文件、資訊是否提前外洩，以及當事人是否因此獲取不法利益等具體事實，才能判斷這究竟是一宗多年後浮上檯面的採購弊案，還是一場因選舉時程而被高度政治化的司法事件。陸客來不了、台灣人擋不住？兩岸航線恢復下的旅遊逆差與政策矛盾兩岸觀光交流自2020年新冠疫情爆發後幾乎全面停滯，雖然近年雙方陸續恢復航空客運航點與部分定期航班，但真正象徵民間交流的團體旅遊至今仍未完全恢復。根據交通及觀光相關統計資料顯示，2026年1月至5月，台灣民眾赴中國大陸約151萬人次，而同期中國大陸旅客來台僅約48萬人次，雙方往來人數相差超過三倍，形成近年最明顯的旅遊逆差現象。這組數據不僅反映兩岸旅遊市場失衡，也凸顯現行政策與市場需求之間，已出現愈來愈大的落差。近期，包括中國東方航空、中國南方航空、廈門航空、四川航空等多家中國大陸航空公司，相繼宣布恢復或新增兩岸航班，航線涵蓋上海、廣州、深圳、成都、杭州、福州等城市，顯示中國方面正積極恢復兩岸航空運能，希望透過航班增加帶動商務、探親及旅遊市場。然而，相較於大陸航空公司積極布局，台灣華航、長榮航空、星宇航空及台灣虎航等國籍航空公司，對於新增兩岸航線則相對保守，大多仍維持既有航點與有限班次，主要原因在於市場需求仍存在高度政策不確定性。航空業人士普遍指出，兩岸航線是否能夠全面恢復，並非航空公司本身的經營問題，而是取決於兩岸政府對於旅遊政策的開放程度。航空公司開航涉及機組調度、航權配置、市場行銷及長期成本投入，一旦政策再度改變，航空公司將承受相當大的經營風險，因此國籍航空目前多採取審慎觀望態度。真正值得深入討論的是，目前台灣仍維持限制旅行社組團赴中國大陸的政策，但實際市場運作卻呈現另一番景象。自疫情後，政府以旅行安全、兩岸互惠及觀光管理等理由，未全面解除赴陸旅行團限制。然而，大量台灣民眾仍透過自由行、商務、探親、宗教交流、企業參訪、學術活動及第三地轉機等方式持續前往中國大陸，使得赴陸人數持續快速增加。換言之，現行所謂「禁團令」，限制的是旅行社經營模式，而非人民個人赴陸的自由。依照現行法規，個人旅遊並未全面禁止，因此151萬人次的統計並不令人意外。許多旅行業者亦指出，目前市場上存在不少以商務考察、企業交流、文化參訪或自由行名義進行的赴陸行程，反映民間需求仍然存在，只是經營模式由過去大型旅行團轉向較分散、多元的型態。從公共政策角度觀察，政府目前面臨的是一項相當複雜的治理課題。一方面，基於台灣安全、統戰風險及兩岸政治互動考量，主管機關持續提醒民眾赴陸應注意人身安全及相關法律風險，也對部分涉及官方交流、特定補助或具有統戰性質的活動提高審查強度。另一方面，在民主法治社會下，人民依法享有出境自由，政府若無充分法律依據，亦難以全面限制國人赴中國大陸旅遊。因此，形成目前政策限制旅行社，但無法限制人民自由往返的特殊現象。近一年來，兩岸政治互信未見明顯改善，也直接影響觀光交流恢復速度。中國方面多次公開表示，希望恢復福建、上海居民赴台團體旅遊，並呼籲台灣解除限制；台灣政府則強調，兩岸觀光應建立在安全、有序、對等及健康交流的原則下，並希望雙方同步恢復旅遊市場，而非片面開放。由於雙方對「對等開放」的認知仍存在落差，使得觀光政策始終停留在政治協商層面，未能完全回歸市場機制。值得注意的是，觀光產業本身也呈現不同聲音。旅館、餐飲、遊覽車及旅行社等觀光業者，多次呼籲政府加快恢復兩岸觀光交流，認為陸客市場仍具有相當大的消費能力，尤其對中南部觀光產業、夜市經濟及地方住宿業仍有一定支撐作用。然而，也有不少學者指出，台灣觀光產業應避免再次高度依賴單一市場，應持續推動新南向、日本、韓國、歐美及東南亞等多元客源，以降低未來政治風險所帶來的衝擊。從國際觀光治理經驗來看，成熟觀光市場通常追求的是客源多元化，而非依賴單一國家。疫情之後，日本、韓國、泰國及新加坡皆積極調整觀光政策，希望建立更具韌性的市場結構。台灣未來若重新恢復大陸旅遊市場，同樣需要在經濟利益與國家安全之間尋求平衡，而非陷入「全開」或「全關」的二元對立。目前151萬比48萬的人流差距，其背後並非單純反映某一方旅遊意願較高，而是受到政策、商務需求、探親人口、教育交流、航班供給及市場機制等多重因素交互作用的結果。若僅以「禁團令失效」作為結論，恐怕仍不足以完整解釋目前兩岸旅遊市場的真實樣貌。展望未來，兩岸航班將持續增加已是可預期的發展方向，但航班恢復並不代表觀光全面復甦。真正決定兩岸旅遊能否重新回到疫情前規模的關鍵，仍在於雙方政治互信是否改善、觀光政策能否建立穩定且可預期的制度，以及市場是否能在安全與交流之間取得新的平衡。對台灣而言，如何兼顧民主自由、社會安全、觀光產業發展及兩岸民間交流，將是未來數年兩岸政策最具挑戰性的課題之一。【社論】韓國瑜怒批傅崐萁之後——總預算不能成為政黨無限期杯葛的政治人質立院長韓國瑜11日主持115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朝野協商，國民黨團總召傅崐萁沒有出席，也未充分授權其他黨團幹部完成協商程序，終於讓一向試圖在朝野之間維持議事平衡的韓國瑜動了怒。他不但當場質問「總召不幹了不是比較輕鬆？」甚至以「慈禧太后垂簾聽政」形容傅崐萁不出席、不授權，卻又掌握最後決定權的作法。這一幕值得注意的，不只是韓國瑜與傅崐萁之間是否出現裂痕，也不是國民黨內又多了一場茶壺裡的風暴，而是它意外揭開了本屆立法院最核心的一項制度問題：當政治杯葛超越議事協商，立院究竟是在監督政府，還是在逐漸失去解決問題的能力？傅崐萁事後發表長文說明，表示理解韓國瑜主持國會的辛勞，但認為行政院未依法、未依立法院決議編列相關預算，因此國民黨團選擇以較為「軟性」的方式表達對行政權漠視立法權的不滿。站在最大在野黨立場，要求行政院尊重立院決議，本來就是立法院監督行政權的重要職責，這一點沒有問題。問題在於，監督與癱瘓之間仍然存在一條不能被忽視的界線。立院可以刪除預算，可以凍結預算，可以要求行政院提出報告，也可以透過附帶決議、質詢甚至修法迫使行政部門回應。但是，如果朝野已經進入正式協商程序，最大黨黨團總召既不出席，也沒有給予其他代表充分協商授權，使整個議事程序無法產生有效結果，那麼這種作法究竟是在監督行政權，還是在讓立法權本身陷入失能，就值得重新思考。韓國瑜此次罕見重話，真正值得觀察的也正在這裡。韓國瑜與傅崐萁同屬國民黨，但兩人的制度位置完全不同。傅崐萁是國民黨團總召，首要任務是替政黨爭取最大的政治與立法利益；韓國瑜則是立法院長，他固然具有鮮明的政黨背景，但坐上議長席之後，必須面對的是整個立院能不能正常運作。因此，這次衝突未必只是「韓傅不合」，更可能反映國民黨內部兩種立院路線逐漸浮上檯面：一條是以高度政治對抗迫使行政院讓步；另一條則認為在野黨取得立院優勢之後，不能永遠停留在反對者角色，而必須證明自己具有治理與解決問題的能力。這正是國民黨目前最大的政治考驗。過去在野黨可以把行政失靈的責任指向執政黨，但當國民黨成為立院最大黨，並且與民眾黨合作足以左右多數重大法案時，政治責任的結構就已經改變。行政院當然必須為預算編列與政策執行負責，但立法院能不能完成審議，同樣成為立院多數必須承擔的責任。權力增加，責任就不可能停留在原地。這也是韓國瑜一句「總召不幹了不是比較輕鬆」之所以具有政治震撼力的原因。它其實把國民黨長期沒有正面回答的一個問題公開化了：如果國民黨認為行政院違法或藐視立院，下一步究竟要透過制度解決，還是繼續以拖延程序作為主要手段？前者是立院政治，後者則可能逐漸變成政治消耗戰。尤其2026九合一地方選舉已經進入最後數月，國民黨真正面對的並不只是如何讓賴政府難堪，而是如何向中間選民證明自己有能力重新執政。對任何企圖在2028重新取得中央政權的政黨而言，「能不能讓政府運作」最終一定比「能不能讓政府難堪」更加重要。如果總預算持續成為朝野對抗的戰場，受影響的也不會只有行政院。中央政府預算涉及地方補助、公共建設、防務、社會福利、科技發展、教育與政府日常運作。政黨可以爭論每一筆錢應不應該花，甚至可以大幅刪減，但預算審議本身必須有終點。否則，政治攻防最後所累積的成本，仍然會由整個社會承擔。同樣地，民進黨政府也不能把所有預算僵局都簡化成「在野黨杯葛」。當政院與立院多數意見發生衝突時，行政部門有責任說明哪些立法院要求具有法律或執行上的困難，也應提出可以協商的替代方案。行政權若只強調自身政策正當性，而忽略立院已經形成不同的多數結構，同樣無助於化解僵局。因此，115年度總預算爭議真正需要的不是另一輪政治口水，而是重新建立行政、立法之間最低程度的制度互信。韓國瑜此次公開批評傅崐萁，也讓他的角色出現值得注意的變化。過去外界對韓國瑜主持立院的觀察，多集中於他如何處理藍綠衝突；如今他第一次如此直接地把矛頭指向自己政黨的黨團總召，某種程度也意味著院長角色與黨籍角色之間的界線正在被重新確認。如果韓國瑜只是偶爾發怒，事件很快就會成為政治花絮；但如果他開始要求所有黨團——包括國民黨團——遵守協商規則、授權制度與議事責任，那麼這場「韓傅衝突」反而可能成為本屆立法院重新建立議事秩序的一個轉折點。對傅崐萁而言也是如此。強勢總召可以提高政黨談判籌碼，但強勢不能等於所有決定都必須等待一個人拍板。如果黨團代表無法取得必要授權，協商制度便會逐漸形式化，而所有政治責任最後也將集中到總召本人身上。這對任何政黨都不是健康的權力運作模式。更重要的是，國民黨若把目標放到2028，就必須開始回答一個比反對賴政府更困難的問題：國民黨準備如何治理台灣？立院正是最直接的考場。一個準備重新執政的政黨，不只要會阻擋自己反對的政策，也必須展現預算審查、政策協商、制度改革以及跨黨談判的能力。如果立院多數最後只留下「阻擋」的印象，那麼即使短期政治攻防取得優勢，長期仍可能付出中間選民流失的代價。韓國瑜這一次真正嗆出的，其實不只是傅崐萁的缺席。他嗆出的是立院政治長期累積的一個矛盾：反對黨究竟只需要證明政府做不好，還是也必須證明自己做得到？距離2026地方選舉愈來愈近，距離2028大選的政治布局也已悄然展開。對國民黨而言，答案恐怕已經十分清楚。選民可以接受政黨競爭，也可以接受激烈監督，但不會無限期接受政治僵局。監督政府，是在野黨的權力；讓立院正常運作，則是立院多數的責任。115年度總預算最終能不能走出僵局，因此不只是賴政府與藍白陣營誰輸誰贏的問題，而是一場關於台灣立院能否從「對抗政治」重新回到「責任政治」的制度測試。韓國瑜的一場怒火或許很快會過去，但他提出的問題不會消失：掌握權力的人，如果不願意坐上談判桌，那麼究竟要由誰為立院失靈負責？這個問題，傅崐萁必須回答，國民黨必須回答，行政院與所有國會政黨同樣必須回答。因為總預算可以有政黨立場，但正常的正常運作，不能成為任何政黨無限期談判的政治人質。台灣每日新聞短評 20260813《2026台灣九合一選舉觀察》兩名中國男子橡皮艇登陸八里　入境後活動六天才查獲　海防警戒再現漏洞漢光演習前夕再傳海岸安全事件。兩名分別來自中國新疆及安徽的男子，被查出7月24日駕駛動力橡皮艇自福建方向出海，隨後登陸新北市八里地區沙灘，進入台灣後更在桃園地區活動長達六天，最後才遭海巡人員查獲。由於時間點接近重大軍事演習，案件已由單純偷渡問題上升至國土安全與海岸防衛層次。據目前公開資訊，兩名男子分別為35歲欒姓男子及44歲于姓男子，對於來台原因聲稱是在海上釣魚過程中迷航。然而，從福建駕駛動力橡皮艇跨越台灣海峽並成功登岸，其航程、油料、方向控制以及攜帶裝備是否符合「意外迷航」的說法，均有待司法與國安單位進一步釐清。更值得注意的是，兩人並非登岸後立即遭到發現，而是在台灣境內活動約六天才被查獲。這使案件的焦點不只在於「如何登岸」，更在於台灣現有岸際雷達、海巡巡邏、港岸監控及跨機關情資通報機制，為何未能在第一時間發現異常。近年台灣周邊曾陸續發生中國人士以快艇、小型船舶等方式接近或進入管制水域的案件。在兩岸軍事壓力升高的環境下，小型船艇具有雷達截面積較小、航行方式彈性高等特性，對傳統海防監控形成新的挑戰。尤其若類似方式被用來測試海岸監控反應時間、登陸點或治安系統漏洞，其國安意義將遠高於一般非法入境案件。目前兩人已遭檢方聲請羈押獲准，後續調查重點除偷渡動機外，也應包括是否有人接應、在台期間接觸何人、活動路線及是否涉及蒐集軍事或重要設施資訊。此次事件再次顯示，台灣面對的安全挑戰已不限於大型軍艦、軍機或傳統登陸作戰。如何建立涵蓋小型船艇、無人機、非法入境與灰色地帶行動的複合式海岸安全體系，恐怕才是這起事件真正留下的國安課題。中市府五年前採購案遭搜索　前市府人員交保　偵辦時機引發政治攻防台中市政府多年前的勞務採購案件再度進入司法程序。曾任台中市長盧秀燕秘書、日前請辭台北市政府發言人職務的李政軒，以及時任台中市政府秘書處長顏迺倫等人，因涉及民國109年間台中市政府秘書處勞務採購洩密疑案，日前遭檢調搜索、約談。檢方訊後分別諭知李政軒30萬元、顏迺倫15萬元交保，並限制出境、出海。由於案件所涉及的行政行為距今已有多年，加上2026地方選舉逐漸升溫，使司法偵辦時間點迅速引發政治聯想。台中市政府方面表示尊重並配合司法調查，但同時質疑案件據稱早在五年前即已立案，為何直到此時才採取搜索行動，認為相關偵辦的必要性與時間點需要進一步說明。不過，從司法程序而言，案件立案時間與採取搜索、約談等強制偵查手段的時間並不必然一致。檢調是否取得新事證、證人陳述或其他足以提高犯罪嫌疑的資料，才是判斷搜索必要性的核心。現階段案件仍處偵查階段，相關人士亦僅為交保，尚不能據此推論犯罪事實成立。然而，在年底九合一選舉逐漸升溫的政治環境下，任何涉及地方政府首長團隊的司法案件，都可能快速轉化為選舉議題。盧秀燕市府如何回應、檢方後續是否提出更具體的犯罪事證，以及案件是否擴大偵辦，都可能影響事件的政治效應。台灣近年司法案件與政治攻防高度交織，也使檢調機關面臨更高程度的程序透明與政治中立要求。對檢方而言，依法偵辦不應受到選舉時間表干擾；對政治人物而言，也不宜僅因偵辦時間敏感便直接推論司法具有政治動機。因此，本案後續最值得觀察的仍是證據本身。只有回到採購程序、相關文件、資訊是否提前外洩，以及當事人是否因此獲取不法利益等具體事實，才能判斷這究竟是一宗多年後浮上檯面的採購弊案，還是一場因選舉時程而被高度政治化的司法事件。陸客來不了、台灣人擋不住？兩岸航線恢復下的旅遊逆差與政策矛盾兩岸觀光交流自2020年新冠疫情爆發後幾乎全面停滯，雖然近年雙方陸續恢復航空客運航點與部分定期航班，但真正象徵民間交流的團體旅遊至今仍未完全恢復。根據交通及觀光相關統計資料顯示，2026年1月至5月，台灣民眾赴中國大陸約151萬人次，而同期中國大陸旅客來台僅約48萬人次，雙方往來人數相差超過三倍，形成近年最明顯的旅遊逆差現象。這組數據不僅反映兩岸旅遊市場失衡，也凸顯現行政策與市場需求之間，已出現愈來愈大的落差。近期，包括中國東方航空、中國南方航空、廈門航空、四川航空等多家中國大陸航空公司，相繼宣布恢復或新增兩岸航班，航線涵蓋上海、廣州、深圳、成都、杭州、福州等城市，顯示中國方面正積極恢復兩岸航空運能，希望透過航班增加帶動商務、探親及旅遊市場。然而，相較於大陸航空公司積極布局，台灣華航、長榮航空、星宇航空及台灣虎航等國籍航空公司，對於新增兩岸航線則相對保守，大多仍維持既有航點與有限班次，主要原因在於市場需求仍存在高度政策不確定性。航空業人士普遍指出，兩岸航線是否能夠全面恢復，並非航空公司本身的經營問題，而是取決於兩岸政府對於旅遊政策的開放程度。航空公司開航涉及機組調度、航權配置、市場行銷及長期成本投入，一旦政策再度改變，航空公司將承受相當大的經營風險，因此國籍航空目前多採取審慎觀望態度。真正值得深入討論的是，目前台灣仍維持限制旅行社組團赴中國大陸的政策，但實際市場運作卻呈現另一番景象。自疫情後，政府以旅行安全、兩岸互惠及觀光管理等理由，未全面解除赴陸旅行團限制。然而，大量台灣民眾仍透過自由行、商務、探親、宗教交流、企業參訪、學術活動及第三地轉機等方式持續前往中國大陸，使得赴陸人數持續快速增加。換言之，現行所謂「禁團令」，限制的是旅行社經營模式，而非人民個人赴陸的自由。依照現行法規，個人旅遊並未全面禁止，因此151萬人次的統計並不令人意外。許多旅行業者亦指出，目前市場上存在不少以商務考察、企業交流、文化參訪或自由行名義進行的赴陸行程，反映民間需求仍然存在，只是經營模式由過去大型旅行團轉向較分散、多元的型態。從公共政策角度觀察，政府目前面臨的是一項相當複雜的治理課題。一方面，基於台灣安全、統戰風險及兩岸政治互動考量，主管機關持續提醒民眾赴陸應注意人身安全及相關法律風險，也對部分涉及官方交流、特定補助或具有統戰性質的活動提高審查強度。另一方面，在民主法治社會下，人民依法享有出境自由，政府若無充分法律依據，亦難以全面限制國人赴中國大陸旅遊。因此，形成目前政策限制旅行社，但無法限制人民自由往返的特殊現象。近一年來，兩岸政治互信未見明顯改善，也直接影響觀光交流恢復速度。中國方面多次公開表示，希望恢復福建、上海居民赴台團體旅遊，並呼籲台灣解除限制；台灣政府則強調，兩岸觀光應建立在安全、有序、對等及健康交流的原則下，並希望雙方同步恢復旅遊市場，而非片面開放。由於雙方對「對等開放」的認知仍存在落差，使得觀光政策始終停留在政治協商層面，未能完全回歸市場機制。值得注意的是，觀光產業本身也呈現不同聲音。旅館、餐飲、遊覽車及旅行社等觀光業者，多次呼籲政府加快恢復兩岸觀光交流，認為陸客市場仍具有相當大的消費能力，尤其對中南部觀光產業、夜市經濟及地方住宿業仍有一定支撐作用。然而，也有不少學者指出，台灣觀光產業應避免再次高度依賴單一市場，應持續推動新南向、日本、韓國、歐美及東南亞等多元客源，以降低未來政治風險所帶來的衝擊。從國際觀光治理經驗來看，成熟觀光市場通常追求的是客源多元化，而非依賴單一國家。疫情之後，日本、韓國、泰國及新加坡皆積極調整觀光政策，希望建立更具韌性的市場結構。台灣未來若重新恢復大陸旅遊市場，同樣需要在經濟利益與國家安全之間尋求平衡，而非陷入「全開」或「全關」的二元對立。目前151萬比48萬的人流差距，其背後並非單純反映某一方旅遊意願較高，而是受到政策、商務需求、探親人口、教育交流、航班供給及市場機制等多重因素交互作用的結果。若僅以「禁團令失效」作為結論，恐怕仍不足以完整解釋目前兩岸旅遊市場的真實樣貌。展望未來，兩岸航班將持續增加已是可預期的發展方向，但航班恢復並不代表觀光全面復甦。真正決定兩岸旅遊能否重新回到疫情前規模的關鍵，仍在於雙方政治互信是否改善、觀光政策能否建立穩定且可預期的制度，以及市場是否能在安全與交流之間取得新的平衡。對台灣而言，如何兼顧民主自由、社會安全、觀光產業發展及兩岸民間交流，將是未來數年兩岸政策最具挑戰性的課題之一。【社論】韓國瑜怒批傅崐萁之後——總預算不能成為政黨無限期杯葛的政治人質立院長韓國瑜11日主持115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朝野協商，國民黨團總召傅崐萁沒有出席，也未充分授權其他黨團幹部完成協商程序，終於讓一向試圖在朝野之間維持議事平衡的韓國瑜動了怒。他不但當場質問「總召不幹了不是比較輕鬆？」甚至以「慈禧太后垂簾聽政」形容傅崐萁不出席、不授權，卻又掌握最後決定權的作法。這一幕值得注意的，不只是韓國瑜與傅崐萁之間是否出現裂痕，也不是國民黨內又多了一場茶壺裡的風暴，而是它意外揭開了本屆立法院最核心的一項制度問題：當政治杯葛超越議事協商，國會究竟是在監督政府，還是在逐漸失去解決問題的能力？傅崐萁事後發表長文說明，表示理解韓國瑜主持國會的辛勞，但認為行政院未依法、未依立法院決議編列相關預算，因此國民黨團選擇以較為「軟性」的方式表達對行政權漠視立法權的不滿。站在最大在野黨立場，要求行政院尊重國會決議，本來就是立法院監督行政權的重要職責，這一點沒有問題。問題在於，監督與癱瘓之間仍然存在一條不能被忽視的界線。立院可以刪除預算，可以凍結預算，可以要求行政院提出報告，也可以透過附帶決議、質詢甚至修法迫使行政部門回應。但是，如果朝野已經進入正式協商程序，最大黨黨團總召既不出席，也沒有給予其他代表充分協商授權，使整個議事程序無法產生有效結果，那麼這種作法究竟是在監督行政權，還是在讓立法權本身陷入失能，就值得重新思考。韓國瑜此次罕見重話，真正值得觀察的也正在這裡。韓國瑜與傅崐萁同屬國民黨，但兩人的制度位置完全不同。傅崐萁是國民黨團總召，首要任務是替政黨爭取最大的政治與立法利益；韓國瑜則是立法院長，他固然具有鮮明的政黨背景，但坐上議長席之後，必須面對的是整個國會能不能正常運作。因此，這次衝突未必只是「韓傅不合」，更可能反映國民黨內部兩種國會路線逐漸浮上檯面：一條是以高度政治對抗迫使行政院讓步；另一條則認為在野黨取得國會優勢之後，不能永遠停留在反對者角色，而必須證明自己具有治理與解決問題的能力。這正是國民黨目前最大的政治考驗。過去在野黨可以把行政失靈的責任指向執政黨，但當國民黨成為國會最大黨，並且與民眾黨合作足以左右多數重大法案時，政治責任的結構就已經改變。行政院當然必須為預算編列與政策執行負責，但立法院能不能完成審議，同樣成為國會多數必須承擔的責任。權力增加，責任就不可能停留在原地。這也是韓國瑜一句「總召不幹了不是比較輕鬆」之所以具有政治震撼力的原因。它其實把國民黨長期沒有正面回答的一個問題公開化了：如果國民黨認為行政院違法或藐視國會，下一步究竟要透過制度解決，還是繼續以拖延程序作為主要手段？前者是國會政治，後者則可能逐漸變成政治消耗戰。尤其2026九合一地方選舉已經進入最後數月，國民黨真正面對的並不只是如何讓賴政府難堪，而是如何向中間選民證明自己有能力重新執政。對任何企圖在2028重新取得中央政權的政黨而言，「能不能讓政府運作」最終一定比「能不能讓政府難堪」更加重要。如果總預算持續成為朝野對抗的戰場，受影響的也不會只有行政院。中央政府預算涉及地方補助、公共建設、國防、社會福利、科技發展、教育與政府日常運作。政黨可以爭論每一筆錢應不應該花，甚至可以大幅刪減，但預算審議本身必須有終點。否則，政治攻防最後所累積的成本，仍然會由整個社會承擔。同樣地，民進黨政府也不能把所有預算僵局都簡化成「在野黨杯葛」。當行政院與國會多數意見發生衝突時，行政部門有責任說明哪些立法院要求具有法律或執行上的困難，也應提出可以協商的替代方案。行政權若只強調自身政策正當性，而忽略國會已經形成不同的多數結構，同樣無助於化解僵局。因此，115年度總預算爭議真正需要的不是另一輪政治口水，而是重新建立行政、立法之間最低程度的制度互信。韓國瑜此次公開批評傅崐萁，也讓他的角色出現值得注意的變化。過去外界對韓國瑜主持國會的觀察，多集中於他如何處理藍綠衝突；如今他第一次如此直接地把矛頭指向自己政黨的黨團總召，某種程度也意味著院長角色與黨籍角色之間的界線正在被重新確認。如果韓國瑜只是偶爾發怒，事件很快就會成為政治花絮；但如果他開始要求所有黨團——包括國民黨團——遵守協商規則、授權制度與議事責任，那麼這場「韓傅衝突」反而可能成為本屆立法院重新建立議事秩序的一個轉折點。對傅崐萁而言也是如此。強勢總召可以提高政黨談判籌碼，但強勢不能等於所有決定都必須等待一個人拍板。如果黨團代表無法取得必要授權，協商制度便會逐漸形式化，而所有政治責任最後也將集中到總召本人身上。這對任何政黨都不是健康的權力運作模式。更重要的是，國民黨若把目標放到2028，就必須開始回答一個比反對賴政府更困難的問題：國民黨準備如何治理台灣？國會正是最直接的考場。一個準備重新執政的政黨，不只要會阻擋自己反對的政策，也必須展現預算審查、政策協商、制度改革以及跨黨談判的能力。如果國會多數最後只留下「阻擋」的印象，那麼即使短期政治攻防取得優勢，長期仍可能付出中間選民流失的代價。韓國瑜這一次真正嗆出的，其實不只是傅崐萁的缺席。他嗆出的是國會政治長期累積的一個矛盾：反對黨究竟只需要證明政府做不好，還是也必須證明自己做得到？距離2026地方選舉愈來愈近，距離2028大選的政治布局也已悄然展開。對國民黨而言，答案恐怕已經十分清楚。選民可以接受政黨競爭，也可以接受激烈監督，但不會無限期接受政治僵局。監督政府，是在野黨的權力；讓國會正常運作，則是國會多數的責任。115年度總預算最終能不能走出僵局，因此不只是賴政府與藍白陣營誰輸誰贏的問題，而是一場關於台灣國會能否從「對抗政治」重新回到「責任政治」的制度測試。韓國瑜的一場怒火或許很快會過去，但他提出的問題不會消失：掌握權力的人，如果不願意坐上談判桌，那麼究竟要由誰為國會失靈負責？這個問題，傅崐萁必須回答，國民黨必須回答，行政院與所有國會政黨同樣必須回答。因為總預算可以有政黨立場，但正常的正常運作，不能成為任何政黨無限期談判的政治人質。

台灣每日新聞短評 20260812 《2026台灣九合一選舉觀察》 陸配徐春鶯涉《反滲透法》、地下匯兌及詐貸案　一審判刑7年　兩岸交流與國安法制再受關注 新北地方法院11日針對備受社會關注的陸配徐春鶯涉犯《反滲透法》、地下匯兌及詐貸等案件作出一審宣判，合併判處有期徒刑7年，其餘三名共同被告亦分別遭判刑，全案仍可依法提起上訴。由於本案涉及《反滲透法》、兩岸交流、金融犯罪及選舉安全等多項議題，自偵辦以來即受到司法界、政治圈及社會各界高度關注，也成為《反滲透法》施行以來的重要司法案例之一。 根據檢方起訴內容，徐春鶯長期擔任新住民相關社團負責人，利用組織平台與在台陸籍配偶保持密切聯繫，並涉嫌依中國大陸方面人士要求，持續蒐集、傳遞台灣政治及社會情勢資訊。檢方指出，相關通訊內容涉及2022年地方選舉及2024年2028大選期間政治人物動態、政黨情勢及重大司法案件發展，認定其行為已非一般兩岸交流，而具有協助境外勢力蒐集資訊及影響台灣政治活動之性質，因此依《反滲透法》提起公訴。 檢方調查指出，徐春鶯除涉嫌違反《反滲透法》外，亦涉及多項金融犯罪。包括於2020年至2025年間，涉嫌經手地下匯兌資金逾新台幣2,875萬元，並從中獲利約24萬元，涉嫌違反《銀行法》。此外，檢方認定她安排女兒以不實在職及年資資料向金融機構申辦房屋貸款，貸得金額約2,697萬元，涉嫌偽造文書及加重詐欺取財。 法院一審判決結果顯示，徐春鶯合併執行有期徒刑7年；中華兩岸婚姻協調促進會理事長鍾錦明因共同涉及《反滲透法》案件，被判有期徒刑2年；徐春鶯女兒卜啓正因涉加重詐欺取財，被判有期徒刑1年、緩刑4年；集智公司負責人羅穎則因涉及詐貸及協助安排中國大陸人士來台等案件，合併判處有期徒刑2年。 法院審理期間，徐春鶯始終否認涉及《反滲透法》犯行，主張自己與中國大陸人士間僅屬一般性聯繫，未曾接受對岸指示，也未動員陸配參與任何政治活動。她表示，支持特定候選人屬於個人政治選擇，並非接受境外勢力要求；同時強調，自己曾公開表示兩岸統一前，大陸方面應先承認中華民國存在，因此否認具有協助境外勢力滲透台灣政治之意圖。不過，她對地下匯兌及詐貸部分犯行則於庭訊中坦承部分事實。 共同被告鍾錦明亦否認違反《反滲透法》，表示自己長年協助爭取陸配權益，與中國大陸人士聯繫主要為處理兩岸婚姻相關事務，支持特定候選人亦屬個人政治理念，否認接受任何境外勢力指示或介入台灣政治核心事務。 值得注意的是，徐春鶯原為外界熟知的新住民代表人物，曾一度獲台灣民眾黨列入不分區立法委員提名名單，引發社會對兩岸背景與公共職務資格的廣泛討論。隨後相關提名未能持續推進，而此次司法判決，更使其政治及社會角色再度受到關注。 除刑事案件外，徐春鶯成立的「中華兩岸婚姻家庭服務聯盟」今年5月亦因未依法完成理監事改選等因素，遭內政部依《人民團體法》命令解散。未來若本案判決確定，除刑事責任外，是否將進一步影響其在台居留、定居資格及相關權益，仍須視後續司法程序及主管機關依法認定結果而定。 法律界人士分析，本案涉及《反滲透法》、《銀行法》、刑法偽造文書、加重詐欺等多項法律規範，且部分犯罪事實橫跨兩岸交流、金融秩序及台灣安全領域，具有一定指標性。由於目前仍屬一審判決，尚未確定，全案仍可循司法程序提起上訴，最終法律認定仍須以法院確定判決為準。 國民黨兩岸論述再掀路線之爭　鄭麗文發言引發黨內「中華民國／台灣」定位討論　黃暐瀚引馬英九論述分析2028布局 國民黨主席鄭麗文日前接受媒體專訪時表示，「台灣從來沒有獨立過」、「台灣從來也不是一個國家」，並強調台灣現有的和平來自《中華民國憲法》，而非台獨主張。相關談話曝光後，不僅引發朝野政治人物及學界討論，也再次掀起國民黨兩岸論述與國家定位的爭議。資深媒體人黃暐瀚則引用前2028大選馬英九過去「台灣也是我們的國家」的公開說法，認為國民黨若欲重返執政，仍須維持過去兼顧「中華民國」與「台灣」認同的政治論述，相關議題已成為外界觀察藍營2028大選布局的重要指標。 鄭麗文在專訪中指出，台灣今日享有的和平與穩定，是建立在《中華民國憲法》所形成的現狀之上，而非台灣獨立所帶來的結果。她表示，若推動法理台獨，不僅現有和平將受到衝擊，也可能改變兩岸現狀，因此強調「台灣從來沒有獨立過，也從來不是一個國家」，並質疑民進黨長期主張台獨，卻始終未提出台獨公投。 相關言論迅速在政壇發酵，也引起不同立場人士回應。黃暐瀚於社群平台發文表示，國民黨歷來主張「中華民國是國家」，但並不代表必須否定「台灣也是國家」的政治表述。他引用馬英九過去擔任2028大選期間曾公開表示「台灣也是我們的國家」作為例證，認為這套論述是國民黨過去數十年在2028大選中成功整合不同支持群體的重要基礎。 黃暐瀚進一步表示，每當討論相關歷史與政治論述時，總會引發支持者不同意見，但若回顧2008年及2012年國民黨兩度贏得2028大選，其核心論述並未否定台灣，而是在《中華民國憲法》架構下，同時承認台灣作為國家共同體的政治認同。他認為，若國民黨未來選擇調整這套論述，「鄭主席要換配方？請便」，並表示政黨最終仍須自行承擔政治選擇所帶來的選舉結果。 近年來，國民黨兩岸論述一直是外界關注焦點。隨著台灣社會認同結構逐漸轉變，多項民意調查顯示，自我認同為「台灣人」的比例持續維持高點，而主張維持現狀亦長期為社會主流意見。在此背景下，各政黨如何在憲政架構、國家定位與兩岸政策之間取得平衡，成為未來2028大選的重要課題。 政治觀察人士分析，馬英九執政時期提出「不統、不獨、不武」及「九二共識、一中各表」等政策主張，曾協助國民黨取得中間選民支持，也讓兩岸維持一定程度的制度化交流。然而，近年兩岸情勢與國際局勢已有明顯變化，相關論述是否仍能完全適用於2028年2028大選，黨內外仍存在不同看法。 分析指出，鄭麗文此次談話所引發的討論，已不只是單一政治人物的個人發言，而是反映國民黨內部對於台灣定位、兩岸政策及選舉策略三者之間，是否需要重新調整的重要辯論。尤其2026年九合一選舉進入最後衝刺階段，各政黨均已開始為2028大選大選預作布局，兩岸論述與台灣認同勢必仍將持續成為政治攻防的重要議題。 學者認為，未來國民黨如何在維持憲政立場、回應社會主流民意及處理兩岸關係之間取得平衡，不僅牽動黨內路線發展，也將影響其是否能擴大中間選民支持基礎。此次鄭麗文與黃暐瀚不同角度的公開論述，也使藍營內部有關「中華民國」、「台灣」及兩岸定位的討論，再度成為政壇關注焦點。 中國大陸加大介選風險防制　檢方重申落地招待涉賄選最高可判十年　司法強化人流、金流、資訊流偵辦機制 2026年九合一地方選舉進入倒數階段，政府對境外勢力介選風險持續提高警戒。根據媒體報導，中共已將年底地方選舉列為對台工作的重要節點，並要求支持在台所謂「愛國力量」，引發外界高度關注。最高檢察署代理檢察總長徐錫祥接受媒體訪問時表示，若以赴中國旅遊、落地招待、免費餐敘或其他利益交換方式，要求支持特定候選人或影響投票意向，依法可能構成投票行賄罪，最高可處十年有期徒刑；若案件涉及《反滲透法》所規範之滲透來源指示、委託或資助，更可依法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顯示司法機關對境外介選行為已建立更明確的執法標準。 徐錫祥指出，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九十九條規定，凡向選民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要求其支持特定候選人、反對特定候選人，或約定不投票、為特定投票者，即可能構成投票行賄罪。近年來，司法實務已不再侷限於現金買票，而是將旅遊招待、免費住宿、餐宴安排、交通補助及其他具有經濟價值之利益，一併納入整體犯罪事實加以審酌。 對於《反滲透法》所稱「受滲透來源指示、委託或資助」如何認定，徐錫祥引用最高法院相關判決指出，重點並非僅有形式上的命令，而是在客觀事證上，足以證明行為人係受到境外滲透來源要求、委託或獲得實質資助，其行為已兼具替滲透來源執行特定任務之性質。檢察官偵辦此類案件時，將透過完整蒐證，交叉比對人流、金流、資訊流及雙方聯繫內容，建立犯罪事證鏈，以釐清是否涉及境外介選。 司法實務近年亦逐漸形成新的認定方向。徐錫祥表示，是否構成投票行賄，並非單純以招待金額高低作為唯一判準，而須綜合考量利益內容、授受時間、雙方關係、活動安排及整體情境，判斷是否足以影響一般選民的投票自由。換言之，即使活動名義為旅遊交流、文化參訪、宗教活動或商務考察，只要實際上伴隨支持特定候選人或影響投票行為之要求，即可能落入賄選構成要件。 值得注意的是，依最高法院歷來判決見解，投票行賄罪屬於「行為犯」，犯罪成立並不以選民實際收受利益、改變投票意向或最後依約投票為必要。只要行賄者提出之意思表示，客觀上足以使一般選民理解該項利益係要求其支持、反對或不投票之對價，即符合犯罪成立要件。司法機關因此更加重視犯罪意思表示及整體交易關係，而非僅著眼於選舉結果是否受到實際影響。 近兩年來，境外勢力介選態樣亦呈現多元化發展。除傳統現金買票外，交流參訪、社群媒體操作、假訊息散播、網路宣傳、地方組織動員及特定社團交流等模式，都已成為檢警調重點觀察項目。檢方表示，相較於二○二二年地方選舉，二○二四年大選及立委選舉期間偵辦涉及境外勢力介選案件已有明顯增加，但由於跨境蒐證、人流金流追查及證據取得困難，實務上仍面臨起訴率及有罪率偏低等挑戰，因此未來將持續精進偵查技術及跨機關合作機制。 法界人士分析，《反滲透法》施行後，已逐步建立境外勢力介選案件之法律架構，未來司法重點將更加聚焦於證據完整性與客觀事證累積，透過資金流向、通聯紀錄、電子資料及跨境合作等方式，提升案件偵辦品質。同時，司法機關亦持續強調，正常兩岸交流、宗教參訪、商務往來及學術活動，本身並不當然構成違法，仍須視是否存在利益交換、政治指示及影響投票等具體事證，依法個案認定，以兼顧人民交流權益與民主選舉秩序。 隨著年底九合一地方選舉進入最後衝刺，各地檢署已全面啟動反賄選及反介選查察工作，並透過宣導、情資蒐集及跨機關合作，加強預防境外勢力介入地方選舉。司法機關表示，將持續依據法律規範及法院判例，依法查辦任何涉及賄選及介選案件，以維護公平競爭的民主選舉環境及選民自由投票權利。 【社論】 從台中到「總統府」？盧秀燕提前布局2028　國民黨權力重組已悄然啟動 2028年大選雖然仍有一段時間，但國民黨內部的權力布局，已經隨著2026年九合一選舉逐步進入暖身階段。近期台中市長盧秀燕頻頻就能源政策、財政分配、兩岸關係、中央施政及地方治理等重大國政議題公開發言，與過去長期維持「地方首長」角色形成鮮明對比。再加上台中市副市長鄭照新一句耐人尋味的「12月25日卸任當天就知道答案」，以及國民黨立委葉元之公開表示「這是必然的事」，讓外界普遍開始將焦點放在盧秀燕是否將於卸任後正式宣布投入2028選舉。 從近來各家媒體報導觀察，包括TVBS、《中國時報》、《聯合報》、《自由時報》及網路媒體的政治評論，多半已不再討論「盧秀燕會不會選」，而是逐漸轉向分析「何時宣布」、「如何布局」以及「如何完成黨內整合」。這種討論方向的改變，本身便反映政治市場已經預設盧秀燕具有2028候選人的政治地位。 若回顧台灣民主化以來的政治發展，地方首長卸任後挑戰2028大選，早已形成固定政治模式。陳水扁由台北市長轉戰2028大選、馬英九卸任台北市長後投入2028大選、朱立倫卸任新北市長後宣布參選，乃至民進黨歷任2028大選候選人，多數都曾透過地方治理累積政治資本，再向中央權力邁進。因此，若盧秀燕於2026年底卸任台中市長後宣布投入2028大選，就政治發展脈絡而言，並非突兀，而是符合台灣政黨政治的演進邏輯。 真正值得觀察的，並非宣布參選本身，而是盧秀燕為何選擇提前開始經營全國政治議題。 首先，是地方政治資源即將轉換為全國性政治資本。 台中作為全台第二大城市，也是中台灣政治重鎮。盧秀燕歷經八年市政歷練，已累積相當完整的治理成績與行政經驗。地方建設、交通、水利、招商及大型公共工程，都成為她未來向全國選民說明執政能力的重要基礎。對任何有意角逐2028大選的人而言，地方首長最大的優勢，就是能夠將「治理成果」轉化為「政府治理能力」的政治論述。 其次，是國民黨內權力重組已提前展開。 2026年地方選舉，不只是縣市長之爭，更直接影響2028大選提名。若國民黨年底選舉表現理想，黨內自然將進入接班討論；若選情不如預期，領導權與改革方向同樣勢必成為焦點。在這樣的背景下，任何具備全國知名度、地方執政經驗及跨派系整合能力的政治人物，都將成為2028大選熱門人選。 目前藍營內部除盧秀燕之外，台北市長蔣萬安、新北市長侯友宜及部分中生代政治人物，也都被外界列入觀察名單。不過，相較之下，盧秀燕近年持續維持較高的個人支持度，女性政治人物的形象亦有助於拓展中間選民與都會區選票，這也是她被普遍視為熱門人選的重要原因。 第三，是「提前暖身」已成現代選舉政治常態。 葉元之所言「不能等到12月25日前什麼都不做，所以要先醞釀」，某種程度反映目前政治運作的現實。現代2028大選已不可能僅靠正式宣布後才開始準備，而是需要長時間建立政策論述、媒體曝光、社群經營、全國巡迴及智庫團隊。換言之，真正的2028大選，往往在正式宣布前一至兩年便已開始。 因此，近來盧秀燕增加全國議題發言頻率，積極評論能源政策、中央地方財政、兩岸交流、產業發展及民生議題，便可視為逐步由地方首長轉型為全國政治領袖的重要訊號。 然而，盧秀燕若要真正取得2028國民黨提名，仍有數項挑戰必須克服。 第一，是如何完成黨內整合。 國民黨近年最大的問題，往往不是缺乏明星政治人物，而是初選競爭後整合不足。若未來出現多位重量級人選競逐提名，包括盧秀燕、蔣萬安或其他具有全國影響力者，如何避免重演過去內耗局面，將是黨中央的重要課題。 第二，是如何建立完整政策.論述。 地方治理成功，不必然等同具備台灣治理能力。2028大選舉涉及外交、安全、兩岸、能源、財政、產業升級、人口結構及社會福利等更廣泛議題。未來盧秀燕若要說服全國選民，除了地方執政成績之外，更需要提出一套完整且具有可行性的台灣治理藍圖。 第三，是2026地方選舉結果仍具高度變數。 目前距離投票仍有數月，各縣市選情仍可能受到經濟情勢、中央施政、重大公共議題及國際局勢影響。若國民黨整體戰績理想，盧秀燕聲勢勢必同步提升；若整體表現未達預期，黨內權力結構也可能重新調整。因此，2026地方選舉，不僅決定地方執政版圖，也將成為2028大選提名的重要風向球。 從更高層次觀察，盧秀燕是否宣布參選，其實只是表面議題；真正值得關注的是國民黨是否能藉由世代交替完成組織更新，並提出一套具有說服力的台灣發展論述。台灣未來面對的不只是政黨輪替，更包括美中競爭、地緣政治、產業重組、能源安全、高齡化及人口結構改變等長期挑戰。任何有志角逐2028大選者，都必須提出超越選舉口號的政策願景。 因此，若今年12月25日真的成為盧秀燕宣布投入2028大選大選的起點，其政治意義將不只是個人生涯的新階段，更可能象徵國民黨新一輪領導世代正式浮上檯面。但最終能否完成從地方治理者到領導人的角色轉換，仍須接受黨內競爭、民意檢驗及政策能力三重考驗。 2028大選大選的序幕，或許尚未正式揭開，但國民黨下一階段的接班競爭，已經悄然開始。

台灣每日新聞短評 20260811《2026台灣九合一選舉觀察》高雄市長選戰民調再掀攻防　五五波數據引發藍綠交鋒　選情仍待後續民調驗證距離2026年九合一地方選舉投票日僅剩三個多月，高雄市長選舉逐漸進入白熱化階段。近日有網路媒體公布一份最新民意調查，顯示民進黨高雄市長參選人賴瑞隆支持度47.48%，國民黨參選人柯志恩46.14%，雙方差距僅1.64個百分點，引發地方政壇高度關注。由於該份民調與近幾個月各家媒體公布的調查結果存在明顯落差，也讓藍綠雙方隨即展開新一波民調攻防。賴瑞隆受訪時表示，若觀察近期具有完整調查方法與公開資訊的民調，大多仍顯示自己維持穩定領先，因此對於單一調查結果持審慎態度，並強調選舉最終仍須回歸政見、施政願景及市民支持，不應過度解讀個別民調數字。柯志恩則表示，任何民調都只能作為參考，目前沒有任何可以樂觀的本錢。她指出，隨著藍綠支持者逐漸歸隊，真正影響勝負的仍將是中間選民及尚未表態族群，因此競選團隊仍將持續深入基層，爭取更多市民認同。值得注意的是，若回顧近三個月來包括平面媒體、電視媒體及民調機構公布的多份公開調查，賴瑞隆普遍維持約8至18個百分點的領先幅度。其中部分媒體公布的民調甚至顯示，賴瑞隆支持度一度突破四成，柯志恩則維持三成左右，雙方始終存在一定差距。此次最新調查卻呈現近乎「五五波」態勢，因此立即引起外界討論。民進黨地方人士指出，高雄長期政治版圖相對穩定，近年市長選舉結果亦顯示綠營仍具一定基本盤，因此對於突然出現差距大幅縮小的民調提出質疑。民進黨高雄市議員林智鴻表示，先前即曾出現外界質疑具有特定政治目的的民調，如今再次出現相近結果，是否涉及刻意塑造「高雄變天」氛圍，值得外界持續觀察。無黨籍高雄市議員張博洋則表示，選戰進入倒數階段，各種民調陸續發布本屬正常現象，但若刻意營造雙方勢均力敵的印象，除了可能影響支持者投票意願，也可能對政治氛圍及外界預期產生一定程度影響，因此社會各界仍應回歸調查方法與數據本身進行理性檢視。對於民調可信度，受訪民眾則有不同看法。有民眾認為，高雄近年重大建設與城市發展受到不少市民肯定，因此對於五五波結果持保留態度；也有民眾表示，柯志恩已是第二度投入高雄市長選舉，知名度與曝光度確實較前次提升，加上藍營支持者逐漸整合，選情縮小並非完全沒有可能。政治觀察人士指出，民調本身屬於抽樣調查，結果會受到樣本來源、抽樣方式、訪問時間、加權模型及拒訪率等因素影響，不同機構之間出現一定差異屬正常現象。因此，評估選情時不宜僅依據單一民調，而應持續觀察不同調查機構公布的長期趨勢及變化方向。此外，高雄向來被視為民進黨重要執政縣市，近幾屆市長選舉均呈現綠營優勢，但隨著選戰進入最後一百多天，各政黨均積極強化地方組織、政策宣傳及空戰布局，未來包括政見發表、造勢活動、電視辯論及重大公共議題，都可能成為影響選民態度的重要因素。分析人士認為，目前距離投票仍有相當時間，各項民調仍可能持續波動。尤其中間選民、青年族群及首次投票人口的支持流向，以及藍綠基本盤最後動員能力，都將成為左右最終選舉結果的重要變數。未來若有更多具代表性的公開民調陸續發布，也將有助於外界更完整掌握高雄市長選戰的實際發展趨勢。美國強化簽證安全審查　川普政府已撤銷逾17.5萬件簽證　國安與移民執法同步升級美國政府持續收緊移民與簽證管理政策。美國國務院於美東時間8月10日公布最新「事實清單（Fact Sheet）」指出，自總統川普（Donald Trump）上任以來，已累計撤銷超過17.5萬件外籍人士簽證，撤銷原因涵蓋違反簽證規定、刑事犯罪、詐欺、濫用移民制度，以及危害美國國家安全等情形，再度凸顯華府近年將簽證制度納入國家安全管理的重要政策方向。根據國務院公布內容，遭撤銷簽證者多涉及刑事案件，包括暴力犯罪、竊盜、毒品犯罪、酒後駕車（DUI）、毒駕、魯莽駕駛、性犯罪、虐待兒童及金融詐欺等案件。其中，只要持有人因相關案件遭警方逮捕或司法機關起訴，即可能面臨簽證重新審查，甚至遭撤銷入境資格或遞解出境。國務院指出，美國將持續運用跨部門資訊整合機制，對已核發簽證進行後續追蹤與風險管理，而非僅限於入境前審查。此一制度反映美國政府近年逐步建立「持續性背景審查（Continuous Vetting）」機制，使簽證管理由一次性審核轉向動態監控，以因應跨境犯罪、恐怖活動及國際安全風險。此次公布的案例中，也包括利用赴美生產取得美國國籍資格的「生育旅遊（Birth Tourism）」案件。國務院表示，美國駐北非部分使領館已撤銷超過百件涉及生育旅遊的簽證，原因在於相關人士赴美主要目的並非觀光，而是藉由在美生產，使子女取得美國公民身分，涉嫌違反簽證申請目的及誠信原則。此外，國務院列舉的個案亦包括涉及兒童性侵害、持有未成年性影像、海洛因吸食、酒精及毒品影響下駕車等重大刑事案件；部分外籍人士則因涉及高額醫療保險詐欺、非法吸金投資、金融犯罪等案件，而遭撤銷簽證。值得注意的是，美國政府此次也將部分涉及公共安全及國家安全的言論納入審查範圍。根據公布內容，在美國保守派政治評論人士查理．柯克（Charlie Kirk）遇刺事件發生後，有部分外籍人士於社群平台公開發表支持或讚揚暴力行為的言論，經主管機關評估後，其簽證亦遭撤銷。此舉顯示，美國政府除審查實際犯罪行為外，也更加重視可能涉及暴力鼓吹及公共安全威脅的相關資訊。在外交政策方面，國務院表示，國務卿盧比歐（Marco Rubio）亦依外交政策及國家利益考量，針對部分與古巴共產政府、伊朗政權具有密切關係人士採取限制措施，部分個案遭撤銷簽證或遞解出境。此外，也包括涉及重大刑事案件的外籍人士，以及揚言攻擊美國總統等危害公共安全案件。分析人士指出，美國近年已逐步將簽證制度視為國家安全治理的重要工具。過去簽證管理多著重入境資格審查，如今則延伸至在美停留期間的行為監督，結合司法、執法、情報及外交部門資訊共享，以降低非法移民、跨境犯罪及國安風險。觀察近年美國移民政策演變，自川普政府推動強化邊境安全及移民執法後，美國政府持續提高簽證審查強度，包括社群媒體背景查核、財務能力審查、旅行紀錄比對，以及犯罪紀錄交叉驗證等措施，皆已逐步納入行政管理流程。拜登政府部分延續相關行政機制，而川普重返執政後，則再次強調以維護國家安全及公共安全作為簽證政策核心。對於國際旅客而言，專家提醒，美國簽證核發並非永久保障，而是建立在持有人持續遵守美國法律及簽證規範的基礎之上。一旦涉及刑事案件、虛假陳述、移民詐欺或其他危害公共利益行為，即可能遭撤銷簽證，甚至影響未來再次申請赴美資格。美國國務院最後強調，「簽證是特權，而非權利（A visa is a privilege, not a right）」，未來仍將持續透過跨部門合作，確認持有人是否符合美國法律及國家安全要求，對威脅美國人民安全、涉及重大犯罪、詐欺及濫用移民制度者，依法採取撤銷簽證及遞解出境等措施，以維護國內公共安全及邊境管理秩序。十億元顧問費疑雲浮現　慈濟BNT採購案折射公益治理與內控制度的深層課題2021年新冠疫情肆虐期間，台灣社會歷經疫苗短缺的艱困時刻，民間力量迅速投入協助採購疫苗，其中慈濟基金會、鴻海永齡基金會及台積電共同完成BNT疫苗採購，被視為台灣防疫史上一段重要篇章。然而，時隔多年，檢調偵辦發現慈濟基金會疑遭疫苗仲介人士詐騙逾新台幣10.6億元，並衍生出是否涉及內部管理失靈、決策監督不足，甚至是否存在內部人士協助等疑點，使這起原本象徵民間善意的採購案，演變成一場備受社會矚目的公益治理事件。根據《鏡週刊》率先揭露及中央社、民視、聯合報等媒體後續報導，檢調透過數位採證，發現涉案律師陳昱瑄與慈濟基金會相關主管之間曾有多次通訊往來，其中涉及付款內容、顧問費名目及帳務處理方式等討論，引起外界高度關注。案件目前已進入司法程序，檢方並持續追查相關金流及是否另有共犯。值得注意的是，多家媒體報導均指出，慈濟內部其實並非毫無警訊。早在2021年慈濟內部會議中，證嚴法師便曾提醒採購團隊必須慎防疫苗詐騙風險，而基金會法務單位亦曾提出警示，指出準備簽約的公司資本額僅約100萬元，卻承接超過10億元的顧問交易，在企業法遵及風險控管角度已屬高度異常。然而，這些提醒最終並未阻止交易持續推動，也使案件焦點逐漸從單純的詐欺犯罪，延伸至公益法人治理機制是否出現重大漏洞。若從企業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理論分析，一筆金額高達十億元的顧問費，本應經過多層次風險評估，包括供應商背景調查、資本能力審查、履約能力驗證、第三方盡職調查（Due Diligence）、法律意見及董事監督等程序。尤其慈濟作為全球知名慈善團體，其資金主要來自社會大眾捐款，更應採取高於一般企業的審查標準。此次事件反映出的第一項問題，便是重大決策是否過度集中於少數決策者。從目前公開對話紀錄顯示，部分付款內容及費用分類主要集中於少數核心人員討論，而證嚴法師對於後續兩筆費用曾表示不解，甚至提出疑問。若相關報導內容屬實，顯示重大採購資訊在組織內部未能充分透明揭露，也可能導致監督功能受到限制。第二項值得探討的是公益法人內部控制制度是否真正發揮功能。一般上市公司針對重大採購均須經採購委員會、法務、財務、內控及董事會多重審核；而大型公益法人雖不完全適用相同法規，但依照現代非營利組織治理原則，仍應建立完整的內部制衡機制。本案中，若法務單位確已提出風險警示，卻未被決策層充分採納，代表制度雖存在，卻可能未真正形成有效制衡。第三項則涉及資訊不對稱所帶來的風險。疫情期間，全球疫苗市場供應極度緊張，各國政府與民間均面臨高度時間壓力。在這種特殊背景下，不少仲介人士利用「特殊管道」、「保密協議」及「不得公開」等說法取得信任，也增加外界辨識真偽的困難。犯罪集團往往利用重大公共危機製造決策壓力，使正常查核程序逐步被弱化，這也是許多國際大型詐欺案件常見的操作模式。此外，目前檢調調查另一項重點，在於相關款項流向是否涉及其他投資案及洗錢犯罪。媒體報導指出，部分資金疑流向房地產及大型建案，檢方正持續追查金流是否涉及更多共犯。若後續證實犯罪所得透過不動產或其他投資進行掩飾，案件性質將不僅限於詐欺，也可能涉及洗錢防制法相關規範。另一方面，也必須區分公益組織本身與個別涉案人員之責任。慈濟多年來在國內外推動慈善、醫療、教育及國際救援工作，累積相當大的社會信任，此一公益形象不應因個案而全盤否定。然而，正因社會信任極高，外界對其治理標準自然也抱持更高期待。一旦發生重大財務管理爭議，不僅影響組織公信力，更可能削弱社會大眾未來對公益捐款的信心。從國際公益治理趨勢觀察，近年大型慈善組織均逐步導入企業治理制度，包括建立獨立董事制度、外部稽核、吹哨者保護制度、利益衝突揭露、重大採購透明機制及數位稽核平台，以降低內部人風險。慈濟事件也再次提醒台灣所有大型非營利組織，公益治理不能僅依賴個人誠信，更必須建立制度化監督機制。法律層面而言，目前檢調仍持續調查是否存在所謂「內鬼」協助犯罪集團。現階段相關內容仍屬偵查方向，尚待法院審理及證據確認，社會各界仍應尊重司法程序，避免過度推論或預斷涉案人員法律責任。整體而言，慈濟BNT疫苗採購案帶來的最大警示，不只是十億元善款遭詐的金額震撼，更是公益治理制度面臨的一次重大考驗。疫情期間，各界共同努力完成疫苗採購，原本展現的是台灣公私協力合作的典範；如今案件進入司法調查，也提醒所有公益組織，危機中的善意更需要制度守護，信任不能建立於個人判斷，而必須建立於完善的治理架構與透明機制之上。未來，無論司法最終認定結果如何，如何強化公益法人董事監督功能、建立重大採購雙重審核制度、提升法務及內控獨立性、完善吹哨者保護及導入第三方風險查核制度，都將成為台灣公益治理改革的重要課題。唯有將此次事件轉化為制度改革契機，才能真正守護社會捐款人的信任，也讓公益組織在面對下一次重大公共危機時，能以更健全、更透明、更具公信力的治理模式承擔社會責任。【社論】五千萬筆個資疑雲震撼台灣　從網軍、暗網到國安漏洞的治理警訊台北地檢署近日偵辦重大個人資料外洩案件，引發社會高度關注。根據檢方起訴內容及《鏡週刊》、《Newtalk》、《自由時報》、《聯合報》等媒體報導，黃姓被告涉嫌自暗網購買約五千萬筆台灣戶籍及勞健保資料，並建立大型個資資料庫；檢方另指控其涉嫌與中國大陸相關人士往來，並將部分資訊提供交換。另一名被告王大偉則遭控涉及取得及使用相關資料，兩人目前均已遭法院裁定羈押，案件已進入司法程序，後續仍有待法院依法審理認定。然而，此案真正值得社會深思的，不只是兩名被告是否成立犯罪，而是整起事件所暴露出的「個資安全、網路政治動員、境外資訊戰以及台灣安全」四項結構性問題。首先，此案再度凸顯台灣個人資料保護制度仍存在相當大的風隙。依據檢方指控，涉案資料涵蓋戶籍、勞健保等高度敏感資訊，數量高達五千萬筆，幾乎涵蓋全台人口。即便其中可能包含重複資料，仍足以顯示資料外流規模極為龐大。社會真正關心的是，這些資料究竟源自何處？是歷年不同事件累積流出？還是來自單一大型資料庫遭駭？抑或是不同資料集被重新整合而成？這些問題若未釐清，民眾對政府資訊安全的信任恐將持續受到衝擊。其次，暗網交易已逐漸成為跨境犯罪的重要平台。近年全球已有多起大型資料庫遭駭後流入暗網販售，從金融帳戶、醫療資料到政府資料皆曾成為交易標的。若檢方指控屬實，涉案者透過虛擬貨幣完成交易，也再次反映虛擬資產在跨境犯罪偵查上的挑戰。如何兼顧金融科技發展與洗錢防制、虛擬貨幣監管及跨國司法合作，將是政府未來無法迴避的重要課題。第三，本案涉及網路政治攻防所衍生的「數位暴力」問題。近年來，不論藍、綠或其他政治立場支持者，網路匿名帳號大量興起，部分帳號透過散播未經查證資訊、人身攻擊、公布他人個資等方式，對公共討論造成嚴重干擾。若個資遭非法取得並用於政治攻擊，不僅侵犯隱私權，也可能形成寒蟬效應，使公民因擔心遭肉搜或騷擾而降低公共參與意願，進一步侵蝕民主社會的言論環境。更值得注意的是，檢方起訴內容涉及被告疑似與中國大陸相關人士接觸並交換資訊。若未來法院審理後確認涉及台灣安全犯罪，其影響將不只是一般個資犯罪，而是資訊安全與台灣安全交織的新型態威脅。近年包括美國、歐盟、日本及台灣均持續強化對關鍵資訊基礎設施及資料安全的保護，正是因為資訊早已成為台灣競爭的重要戰略資源。本案亦讓外界再次關注基層公務員資料查詢權限的管理問題。依檢方指控，案件中另有警職人員涉嫌違法查詢車籍資料，反映即使政府建置完善資訊系統，若內部授權、稽核及追蹤機制不足，仍可能形成內部風險。未來除了加強教育訓練，更應建立即時異常查詢警示、AI稽核機制及跨機關監督制度，以降低人為濫用權限的可能性。從更宏觀角度觀察，資訊安全早已不是單純的科技議題，而是民主治理的重要基礎。個資保護涉及人民基本權利，資訊戰則關係民主制度穩定，兩者相互交織，使政府必須以更高層級規劃整體資安戰略。未來除了持續修正《個人資料保護法》、提升刑責與罰則外，也應建立跨部會資安聯防、加強暗網情資蒐集能力，並深化與國際執法機構合作，共同打擊跨境資料犯罪。司法程序方面，本案目前仍屬法院審理階段，依法所有被告均應受到無罪推定原則保障，最終是否成立犯罪及各項罪名，仍須以法院確定判決為準。然而，不論案件最終結果如何，它已為台灣敲響警鐘。當個人資料可以被大量交易、政治立場可能成為攻擊目標、境外勢力疑似介入資訊運作，所受到考驗的不只是資訊安全技術，更是民主社會對法治、隱私權與台灣安全的整體治理能力。此次案件提醒政府，未來政策重點不能只停留在個案偵辦，而應建立更完整的數位治理架構，包括提升全民資安意識、完善個資保護制度、健全跨境犯罪合作，以及強化民主社會抵抗資訊操弄的韌性。唯有如此，才能真正降低類似事件再次發生的風險，也讓人民重新建立對政府資訊安全管理的信心。

台灣每日新聞短評 20260810 《2026台灣九合一選舉觀察》 劉櫂豪退選完成綠營整合　台東縣長選戰回歸藍綠對決　政治基本盤仍成勝負關鍵 2026年台東縣長選舉情勢出現重大變化。前民進黨立委劉櫂豪正式宣布退出年底縣長選舉，並接受民進黨整合安排，象徵歷時多月的綠營整合正式完成，也讓原本可能形成「三腳督」的選戰，再度回歸國民黨提名的吳秀華與民進黨提名的陳瑩兩位女性候選人的藍綠對決。地方政壇普遍認為，此一發展不僅改變選戰節奏，也重新調整各政黨後續競選策略。 據了解，民進黨此次整合過程由前蔡英文居中協調，除邀請蔡英文擔任陳瑩競選總部主任委員外，劉櫂豪亦同意出任競選總幹事，象徵過去因地方派系及選舉競合所產生的裂痕，已逐步完成整合。對民進黨而言，這項布局不僅避免支持力量再度分散，也有助於強化地方組織整合與基層動員能力。 地方人士分析，若劉櫂豪最終投入選戰，以其長期深耕台東所累積的地方支持度，勢必分散綠營選票，讓國民黨在既有基本盤之外獲得更大優勢。如今劉櫂豪宣布退選，代表國民黨原先期待的「綠營分裂效應」已經消失，未來選戰將回到政黨基本盤、候選人形象、地方經營與組織實力的全面競爭。 然而，綠營完成整合，並不代表選情已經翻轉。若回顧近兩屆台東縣長選舉結果，可以看出台東仍屬於藍營具有相對優勢的縣市。2018年縣長選舉中，國民黨候選人饒慶鈴獲得約55%得票率，擊敗民進黨劉櫂豪約43%，雙方相差約一萬二千票；到了2022年，饒慶鈴尋求連任成功，得票率提高至約60%，劉櫂豪則約37%，票數差距進一步擴大至約兩萬票，顯示國民黨近年在地方經營與基本盤鞏固方面仍維持明顯優勢。 觀察歷次投票結構，台東縣長選舉長期受到政黨認同、地方派系、原住民族選票及地方建設議題等多重因素交互影響。尤其在原住民族人口比例較高的地區，各候選人對部落經營、公共建設、交通改善及產業發展政策，都可能直接影響選民最終投票取向。因此，即使民進黨此次完成整合，也仍須突破長年存在的政治版圖限制。 此外，國民黨方面雖失去綠營分裂所帶來的相對優勢，但整體地方組織仍相當完整。現階段如何延續縣政施政成果、整合地方派系力量、穩固既有支持者，將成為維持領先的重要課題。而民進黨則必須透過整合後的新團隊，加速凝聚支持者信心，同時擴大爭取中間選民、青年及首次投票族群支持，才能有效縮短雙方差距。 政治觀察人士指出，本次台東縣長選戰最大的改變，不在於藍綠基本盤出現劇烈移動，而是選戰正式告別分裂競爭模式。未來雙方將更加聚焦政策能力、地方治理經驗及候選人個人特質，整體選戰也將從政黨內部整合，轉向執政能力與地方發展願景的比較。 距離投票日仍有數月時間，隨著競選活動全面展開，各項民意調查、地方組織動員、政策發表及候選人空戰與陸戰布局，都可能持續影響選情發展。對民進黨而言，整合只是重新站上起跑點；對國民黨而言，如何將既有結構性優勢轉化為選票，仍是最後勝負的關鍵。台東縣長選戰在回歸藍綠正面對決後，未來選情變化仍值得持續觀察。 社宅政策路線掀爭議　新增目標縮減引發民團質疑　中央強調以多元供給擴大居住支持 社會住宅政策再度成為國內住宅議題焦點。行政院近期公布修正新版《百萬戶租屋家庭支持計畫（114年至121年）》，其中中央直接興辦社會住宅新增目標由原先規劃的13萬戶調整為3萬戶，引發社會住宅推動聯盟、OURs都市改革組織等多個民間團體公開質疑，認為政府已偏離原有住宅政策方向，甚至形同政策跳票。對此，內政部則強調，《住宅法》明定包租代管亦屬社會住宅的一環，未來政策將採取直接興辦、包租代管及租金補貼並行方式，以達成百萬戶租屋支持政策目標。 此次爭議起因於新版《百萬戶租屋家庭支持計畫》公布後，外界發現中央直接興辦社宅目標明顯下修。依據民間團體比對，2025年版本規劃於八年內新增13萬戶社會住宅，自117年起每年新增約1.5萬戶；而2026年修正版則調整為八年新增3萬戶，自117年起年增量降至約1,000戶，因此引發住宅政策是否轉向的討論。 部長劉世芳回應表示，《住宅法》對社會住宅已有明確定義，除政府直接興辦外，包租代管同樣屬於社會住宅政策的一部分。近年包租代管戶數持續快速成長，因此中央未來將以直接興辦、包租代管及租金補貼等工具共同推動住宅政策，整體目標仍以擴大居住支持為核心，而非單純以興建戶數作為唯一衡量標準。 不過，民間團體則提出不同觀點。OURs都市改革組織秘書長彭揚凱表示，社會住宅政策自2011年開始逐步建立制度基礎，蔡英文政府八年間逐漸形成「中央蓋、地方也蓋」的雙軌興辦模式，如今中央直接興辦目標大幅縮減，不僅涉及政策承諾問題，也可能改變過去十餘年所建立的住宅供給架構。 社會住宅推動聯盟召集人孫一信指出，若依新版計畫執行，八年後台灣社會住宅存量占全國住宅比例預估僅約1.5%，距離部分OECD國家約5%左右的社會住宅存量仍存在相當落差。他認為，在《財政收支劃分法》修正後，中央及地方財源皆有所增加，社宅投資是否因此縮減，值得政府進一步向社會說明政策考量。 另一項受到關注的是地方政府興辦規劃。OURs政策研究員廖庭輝指出，中央曾向地方政府調查114年至121年間自行興辦社宅目標，六都回覆總量接近4萬戶，甚至高於新版中央全國3萬戶目標。他並指出，過去中央要求大型區段徵收及市地重劃須保留一定比例土地作為社會住宅基地，但新版計畫已刪除相關約801億元預算，未來保留土地如何運用，是否仍將持續作為公共住宅用途，也成為地方與民間關切重點。 除供給政策外，民團亦比較不同住宅政策工具的長期財政成本。依據其引用新版計畫資料估算，租金補貼平均每戶每年約3.8萬元，包租代管平均每戶每年約8.9萬元，兩項政策均需持續逐年編列預算；相較之下，直接興辦社會住宅雖初期投入成本較高，但可形成可長期使用數十年的公共住宅資產，認為應從長期公共投資角度評估政策效益，而非僅比較短期年度支出。 此外，托育及就業政策催生聯盟召集人王兆慶則將此次住宅政策調整，與過去公共托育政策發展進行比較，認為政府近年逐漸由直接公共供給，轉向補貼及民間合作模式，此一治理方向是否符合原先政策承諾，也值得社會持續討論。 記者會最後，多個民間團體共同提出兩項建議，包括要求中央召開「住宅政策國是會議」，邀集中央部會、地方政府、專家學者及民間團體共同討論住宅政策未來方向；同時呼籲2026年地方選舉各縣市長參選人，公開說明對社會住宅興辦政策及保留土地後續利用的立場，作為未來住宅政策的重要參考依據。 整體而言，此次爭議反映的不僅是社會住宅興辦戶數是否調整，更涉及住宅政策工具選擇、中央與地方角色分工，以及公共住宅資產是否應持續擴張等長期治理課題。未來政府如何兼顧租屋補助、包租代管與直接興辦三者間的資源配置，並建立具透明度與社會共識的政策方向，將持續受到各界檢視。 蔡英文重返輔選第一線的政治訊號──2028布局、民進黨權力平衡與後賴時代的觀察 2026年地方選舉進入最後倒數階段，蔡英文近期密集投入輔選行程，先後擔任民進黨台東縣長參選人陳瑩競選總部主任委員，外界亦盛傳將協助新北市長參選人蘇巧慧等重要縣市選戰，引發政壇高度關注。由於蔡英文卸任後長期維持相當高的社會支持度，因此每一次公開現身，都容易被外界解讀為民進黨權力版圖重新調整的重要訊號。 近期媒體人吳子嘉指出，蔡英文頻繁投入地方輔選，反映的是「兩個領導人」並存的特殊政治現象，甚至推論蔡英文可能藉此對賴清德形成政治壓力，更進一步提出「2028是否再戰」的討論。此一說法引發社會討論，但若從憲政制度、政黨政治、民主運作及歷任卸任元首的政治角色來分析，目前仍應回歸制度與客觀事實，而非僅以政治評論作為判斷依據。 首先，從憲政制度來看，蔡英文依法仍具有再次參選的資格。《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規定總統、副總統任期四年，連選得連任一次，並未限制卸任後不得再次參選。因此，就法律而言，只要符合相關資格，蔡英文未來若有政治意願，並不存在法律障礙。也正因如此，每當蔡英文政治能見度提高，外界自然會產生各種政治聯想。 然而，法律上的可能性，不代表政治上的現實。 回顧台灣民主發展，自總統直選以來，尚未有完成兩任任期的卸任再次投入選舉的案例。包括李登輝、陳水扁以及馬英九，卸任後雖然仍對政局具有一定影響力，但並未再次角逐職位。蔡英文若選擇打破此一政治慣例，不僅涉及個人意願，更牽動整個民進黨權力結構、黨內世代交替及社會觀感，因此政治成本相當高。 其次，蔡英文近期積極投入地方輔選，更值得觀察的是其政治功能，而非直接推論其2028布局。 地方選舉向來是政黨整合的重要戰場。以目前民進黨面臨的選舉情勢而言，部分縣市存在整合問題，例如台東原本可能出現綠營分裂，在蔡英文出面協調後，劉櫂豪宣布不參選，陳瑩順利完成整合，即是一個代表案例。此類角色，比較接近政黨內部具有高度公信力的「整合者」與「協調者」，未必等同於未來2028布局。 另一方面，蔡英文八年執政期間累積一定國際能見度與中間選民支持，在部分地方派系眼中，其形象仍具有一定的輔選價值。地方候選人希望藉由蔡英文站台，提高中間選民與淺綠支持者投票意願，這也是地方選舉中常見的政治操作模式。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包括賴清德本人，也持續投入地方輔選，只是媒體焦點更多集中於蔡英文的公開活動，因此形成外界對兩人曝光程度的比較。然而，曝光多寡並不足以直接推論兩人之間存在政治對立，仍需更多具體事證支持。 再從民進黨內部權力結構分析，蔡英文與賴清德代表不同政治世代，也具有不同的人才網絡。蔡英文執政八年建立完整執政團隊，不少行政官員、地方政治人物及民代仍屬於所謂「英系」政治資源；而賴清德就任後，行政體系逐步形成新的治理團隊，黨內自然會出現權力重新調整與世代交替現象。這類政黨內部權力重組，在民主政黨中並非罕見，也未必代表派系間必然走向衝突。 事實上，卸任領導人持續參與地方選舉，在許多民主制度亦屬常態。例如美國前總統歐巴馬、柯林頓及歐洲部分前總理，均曾替同黨候選人站台助選，其主要目的在於協助政黨維持支持基礎，而非直接挑戰現任領導人的政治正當性。因此，蔡英文投入地方選舉，也可以視為卸任領導人持續參與政黨公共事務的一種表現。 至於2028年選舉，目前距離正式提名仍有相當時間，政治變數仍然很多。未來影響因素至少包括四個層面。 第一，是2026年地方選舉結果。如果民進黨整體選情良好，賴清德作為現任，其領導地位將更為穩固；若地方選舉失利，黨內勢必出現檢討聲浪，也可能影響未來權力布局。 第二，是賴清德政府未來兩年的施政表現，包括經濟發展、能源政策、兩岸關係、國際外交及社會改革，都將直接影響執政黨聲望。 第三，是民進黨黨內權力整合能力。若各主要派系能維持合作，蔡英文仍可能持續扮演整合者角色；若黨內矛盾擴大，外界對蔡英文政治角色的各種解讀也將隨之增加。 第四，是蔡英文本人的政治意願。目前蔡英文從未公開表示有意再次參選，也沒有任何正式表態。現階段所有關於「再戰2028」的討論，多半來自政治評論、媒體分析或網路討論，尚未有具體事實足以證明其參選規劃。 整體而言，蔡英文重新活躍於地方輔選，確實反映她在民進黨內仍具有高度政治影響力，也顯示其個人品牌對部分地方選舉具有一定動員效果。但若據此直接推論她將挑戰2028大選，或認定其主要目的在於牽制賴清德，目前仍缺乏足夠客觀證據支持。 民主政治本就存在多元政治人物共同影響公共事務的現象。對觀察者而言，真正值得關注的，不是個別政治評論所提出的推測，而是未來兩年地方選舉結果、中央施政績效、民意支持變化，以及民進黨內部權力整合的實際發展。這些因素，才是決定2028政治版圖的真正關鍵，而非單一政治人物一次站台或一場公開活動所能完全預示。 《社論》 反滲透法前進里鄰第一線　從北檢寄信看2026地方選舉的國安治理新模式 距離2026年九合一地方公職人員選舉投票日愈來愈近，選舉查察工作也逐步由傳統的查賄、查假訊息，擴大至反滲透、反境外介選及維護民主制度安全等層面。台北地檢署近日寄發「檢察長給鄉親的一封信」給轄區380位里長，除宣導反賄選觀念外，更特別提醒民眾，若接受赴中國大陸旅遊招待、配合特定政治目的，可能觸犯《反滲透法》及《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等相關規定，最重可處十年有期徒刑。 表面上，這只是一次反賄選宣導；但若放在近年兩岸關係、國安政策及選舉制度發展的大背景觀察，這封信所代表的，其實是台灣民主防衛機制正式由「案件偵辦」走向「預防治理」，更意味著反滲透工作已從司法機關延伸至地方基層治理網絡。 從查賄到防滲透　司法工作的角色正在改變 過去每逢選舉，檢察機關主要工作集中於查察現金買票、禮品賄選、餐會動員及地下賭盤等傳統犯罪。然而近年國際社會普遍認知，境外勢力介入民主選舉的方式已逐漸改變。 相較於過去直接金錢買票，如今更常見的是透過低成本、高影響力的方式，例如： 免費旅遊招待 交流參訪活動 社團補助 民間交流名義邀訪 網路訊息操作 社群媒體認知作戰 地方意見領袖培養 其中，又以地方村里長、宮廟、社團幹部及基層意見領袖最容易成為接觸對象。 近年司法機關偵辦多起接受中國大陸招待旅遊、返台後涉及特定候選人助選或介選案件，包括嘉義、屏東、台東、苗栗、彰化等地均曾出現相關判決。最高法院近期亦維持部分涉及反滲透法案件有罪判決，更建立一定司法見解，即法律保障政治言論自由，但不保障接受境外敵對勢力資助而影響民主選舉的行為。 因此，今年北檢將反滲透宣導直接送至380位里長手中，其象徵意義遠大於行政宣導本身。 里長成為民主防線第一線 值得注意的是，北檢此次並非直接寄給所有選民，而是選擇透過里長協助轉發。 原因十分明顯。 里長是台灣地方治理最基層、也最貼近居民的民選公職人員。 根據內政部資料，全台約有七千多位村里長，每一位里長都掌握社區資訊、人脈網絡及地方活動資源，也是地方社會最重要的資訊節點。 過去境外交流活動，多半也是透過地方社團、宗教團體、農漁會、村里組織進行招募，因此司法機關此次選擇直接向里長宣導，一方面提醒依法行政，另一方面也希望透過地方自治網絡建立法律防火牆。 換言之，司法已不再只是案件發生後偵辦，而是提前降低犯罪風險。 這也是近年犯罪預防學（Crime Prevention）所強調的治理模式。 《反滲透法》已成2026選舉重要法律依據 自《反滲透法》施行以來，社會曾出現不同政治立場的討論。 支持者認為，有助於防止境外敵對勢力透過代理人介入台灣民主制度。 反對者則擔心法律適用範圍過廣，可能影響正常兩岸交流。 然而從近幾年司法判決來看，法院對於構成犯罪的認定仍建立在幾項核心要件，包括是否有境外敵對勢力指示、委託、資助，是否具有影響選舉或政治活動目的，以及是否存在具體對價關係，而非一般正常旅遊或民間交流即構成犯罪。 因此，法律真正處罰的是「接受特定政治目的支配」的行為，而不是兩岸人民正常往來本身。 這也是此次北檢信中特別提醒民眾的重要原因。 選舉犯罪型態正在快速升級 除了反滲透之外，北檢此次同時提醒三項犯罪： 第一，是「幽靈人口」。 藉由虛設戶籍影響地方選舉結果，尤其在鄉鎮市、村里長選舉中，由於票數差距有限，一、二十票往往足以改變當選結果，因此歷來皆屬檢警重點查察項目。 第二，是境外旅遊招待。 司法機關此次直接將相關刑責寫入公開信，反映近年辦案實務已累積大量案例，希望透過事前宣導避免民眾誤觸法網。 第三，是選舉賭盤。 過去地下賭盤主要影響治安，如今更可能透過網路平台、境外金流及虛擬貨幣交易進行，甚至成為操縱輿論及散布假民調的重要工具。因此，查察選舉賭盤也已結合金融監理、科技偵查及跨機關合作。 這些變化都顯示，選舉犯罪已由傳統買票逐漸演變為結合資訊戰、心理戰、法律戰及金融戰的複合型犯罪。 民主防衛不能只有司法　更需要全民法治教育 北檢此次寄發公開信，其最大意義並非增加多少案件，而是在於建立全民法治意識。 民主制度真正的安全，不是建立在大量起訴，而是建立於人民知道哪些事情不能做。 如果民眾在接受邀請前便了解法律界線，自然能降低違法風險，也可避免成為境外勢力利用的工具。 未來除了司法宣導之外，教育部、公民團體、地方政府及媒體亦應共同建立民主法治教育，提升辨識境外資訊操作、認知作戰及不當利益輸送的能力。 民主制度的韌性，不只是法律嚇阻，更來自公民社會成熟的判斷力。 社論結語 2026年的地方選舉，將不只是政黨競爭，更是民主制度韌性的全面檢驗。 北檢向380位里長寄發公開信，看似只是一次行政宣導，實際上卻反映出台灣選舉治理思維的重要轉變：司法不再只是選後追究責任，而是提前介入風險管理；台灣安全不再侷限於軍事防衛，而是延伸至民主程序與基層社會治理；反滲透工作也不再僅依賴檢警調，而是透過地方社區共同建立法治防線。 未來如何在保障正常兩岸交流、維護人民自由權利與防止境外非法介選之間維持適當平衡，仍將考驗司法機關執法尺度、政府政策說明能力，以及社會對法治精神的共同理解。唯有兼顧程序正義、法律明確性與民主價值，台灣才能在開放交流與安全治理之間，建立更具韌性的民主防衛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