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每日新聞短評 20260729《2026台灣九合一選舉觀察》高鐵延伸宜蘭爭議延燒　張景森收回退黨說法、放棄參選宜蘭　主張留黨監督並倡議公投行政院日前正式核定高鐵延伸宜蘭計畫後，引發各界對交通建設效益、財政負擔及區域發展策略的廣泛討論。曾因強烈反對該案而宣布退出民主進步黨、並一度表態不排除投入宜蘭縣長選舉的前行政院政務委員張景森，28日接受廣播節目專訪時，態度出現明顯調整，不僅坦言退黨是「一時氣話」，決定暫不辦理退黨手續，也表示不會遷戶籍參選宜蘭縣長，而是選擇留在黨內持續提出不同意見，自喻為民進黨內部的「烏鴉」。張景森表示，日前宣布退黨後，經過家人及多位友人勸說，重新思考退黨與反對高鐵延伸宜蘭之間的邏輯關係。他指出，自己反對的是目前高鐵延伸宜蘭方案，而非否定民進黨整體價值，若因反對單一政策便選擇退黨，並不符合其原本的政治理念。他坦言，當時宣布退黨帶有情緒因素，如今決定「留黨察看」，繼續在黨內扮演提出警訊與監督角色。他認為，如果所有不同聲音都離開政黨，反而使黨內失去政策討論與修正空間，因此希望繼續留在黨內，對重大公共政策提出不同觀點。對於外界關注是否投入2026年宜蘭縣長選舉，張景森也明確表示，目前已無此規劃。他指出，宜蘭縣長應由真正熟悉地方、長期深耕在地的人士參選，而非外地人士為了選舉遷移戶籍。他更以國民黨立委吳宗憲為例表示，若自己也因選舉而遷戶籍投入宜蘭，「那跟吳宗憲沒有什麼差別」，並認為如此並無助於公共政策討論。張景森強調，自己關心的是高鐵延伸宜蘭政策本身，而非透過選舉累積政治能量。他認為，若社會各界認為該項重大建設仍有重新檢討必要，可以考慮透過公民投票等民主程序凝聚民意，而非將議題轉化為地方選舉攻防。他表示，若未來推動相關公投連署，將願意投入協助。針對外界質疑，張景森在擔任行政院政務委員期間，為何未曾公開反對高鐵延伸宜蘭計畫，他也提出說明。他指出，高鐵延伸宜蘭最初討論時，工程經費約為新台幣1,000億元，之後蘇貞昌實地視察期間，預估經費約增加至1,800億元，當時行政院要求交通部兼顧地方需求與專業評估，只要具有經濟效益與可行性，即可持續推動，因此他當時並未持反對立場。然而，隨著最新核定版本總經費已提升至約3,500億元以上，與早期規劃相比大幅增加，張景森認為，成本快速攀升，但計畫效益並未同步提升，相關成本效益分析更值得重新檢視。他質疑，在評估結果已顯示效益有限情況下，政策仍持續推動，恐使重大公共建設失去原本應有的專業決策基礎。卓榮泰日前表示，希望張景森未來仍能持續協助政府推動高鐵延伸宜蘭，張景森則回應，若政府有任何需要協助之處，他仍願提供專業建議。但他也指出，大型公共建設一旦進入行政決策程序，政策往往如同「大船」，要中途調整方向並不容易，因此更需要在政策形成初期即建立充分討論機制，兼顧地方需求、工程專業與公共利益。高鐵延伸宜蘭案近期已成為交通建設與地方發展討論的重要議題，除工程經費、財政負擔外，也牽動地方發展模式、交通運輸分工及公共投資效益等層面。張景森此次由宣布退黨、考慮投入選舉，到收回退黨決定並放棄參選，顯示事件已由個人政治表態，逐步回到公共政策辯論層次。後續行政院、交通部如何回應外界對成本效益評估、地方民意及重大建設決策程序的質疑，仍將是未來觀察焦點。《兒少未來帳戶條例》政院擬採保留態度　少子化政策主導權與憲政程序再成焦點立法院日前三讀通過《台灣兒少成長及未來帳戶條例》，由在野黨主導建立政府為兒少設立成長津貼專戶及未來帳戶的新制度，希望透過長期資產累積與育兒補助，降低家庭養育負擔，並因應少子女化挑戰。然而，外界隨即關注行政院是否將依法副署並推動執行。針對媒體報導行政院可能採取不副署，或副署公布後聲請釋憲並暫緩執行等方式因應，行政院27日未正面證實相關傳聞，但強調政府已提出完整的人口政策藍圖，後續將依既定規劃逐步推動各項措施。行政院發言人李慧芝表示，依據《中華民國憲法》規定，施政方針的提出以及中央政府總預算編列，均屬行政院法定職權。面對台灣少子女化及人口結構快速變遷，行政院已於今年5月公布「台灣人口對策新戰略」，並規劃18項家庭支持措施，希望建立涵蓋生育、養育及教育三大階段的完整支持系統，以回應人口結構轉變所帶來的長期挑戰。行政院指出，相關措施涵蓋從嬰幼兒出生到成年各階段，其中包括規劃針對0至18歲兒少，每人每月發放5,000元成長津貼，希望透過直接支持家庭育兒支出，降低家庭經濟壓力，並提升整體育兒友善環境。行政院表示，整體方案參考多國人口政策經驗，並經過完整財政評估及制度設計，希望兼顧生育誘因、教育資源、家庭照顧及青年發展等多項政策目標，而非僅以單一現金補助作為人口政策工具。此次立院通過的《台灣兒少成長及未來帳戶條例》，則建立另一套制度設計。依照三讀內容，政府將為每位兒少設立個人成長津貼專戶及未來帳戶。其中，0歲至7歲期間，每年由政府撥入6萬元至可隨時動支的成長津貼專戶；7歲至18歲期間，每年則分別撥入3萬元至成長津貼專戶，以及3萬元至未來帳戶，希望透過長期儲蓄累積，協助青年成年後投入教育、創業或生涯發展。由於政院人口戰略所提出的是每月固定津貼制度，而立院通過的法案則採取年度專戶撥款及資產累積模式，兩者在政策架構、財政配置及制度設計上存在明顯差異，也使後續如何整合兩套政策，成為行政與立法部門協調的重要課題。行政院並未直接回應是否將採取不副署、提出釋憲或暫緩執行等具體作法，而是重申所有政策仍將依照既定規劃推動，並指出行政院所提出的人口新戰略，是建立在整體台灣財政能力與長期人口政策基礎上，希望維持政策一致性與永續性。另一方面，行政院再次提及中央政府總預算審議進度。李慧芝表示，今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送交立法院審議迄今已超過333天，預算長期未完成審查，不僅增加政府施政規劃與公共建設推動的不確定性，也影響各項政策落實時程。行政院呼籲立法院儘速完成預算審議，使台灣財政運作及憲政程序恢復正常。觀察此次爭議，焦點已不僅限於單一兒少福利法案，而是涉及行政院施政主導權、立法院立法權限以及台灣財政資源配置之間的制度分工。行政部門主張人口政策應建立於整體財政規劃與長期政策設計，立法部門則透過法律明定政府給付內容，展現積極回應少子化問題的立法作為。未來行政院是否完成副署程序、是否提出憲法救濟，以及新法最終能否順利執行，均將成為觀察台灣人口政策發展及憲政運作的重要指標，也將牽動中央與立法院未來在重大社會福利政策上的互動模式。吳乃仁債務協商再掀政治風暴　從1.7億元追償案看賴清德的「政治誠信舊帳」前民進黨秘書長、新潮流重要人物吳乃仁與台糖之間延續多年的土地案民事賠償爭議，在吳乃仁遭法院管收、台糖撤回管收聲請、雙方進入債務協商之後，再度從司法與債權問題延燒成政治事件。尤其2014年時任台南市長賴清德曾以自己的「政治生命」為吳乃仁與洪奇昌的人格及案件公開背書，如今十二年前的政治承諾重新被翻出，也使這起原本屬於國營事業追償的案件，逐漸成為檢驗賴清德政治誠信以及民進黨處理黨內大老爭議的重要案例。首先必須釐清的是，政治評論不能取代法律事實。根據中央社報導，吳乃仁因台糖土地案所衍生的民事賠償責任遭強制執行及管收後，台糖於今年6月22日撤回管收聲請。台糖事後說明，吳乃仁代理律師在審理期間表示願意與台糖進行債務協商，並承諾最遲於7月20日前提出協商或清償計畫，因此台糖認為「促使債務人出面協商清償」的管收目的已經達成，才在庭訊過程撤回聲請；台糖並表示，如果債務人未履行承諾，仍會採取必要法律行動。因此，真正值得公共討論的問題，並不是單純以「放人」或「耍賴」概括整個事件，而是：台糖撤回管收聲請的判斷，是否充分保障國營事業的債權？這才是整起事件最需要被檢驗的核心。台糖不是一般私人公司，其資產具有高度公共性。經濟部面對爭議時表示，事前並未收到台糖通報，但尊重台糖公司治理及法務專業判斷，同時要求台糖全力確保公司權益。 然而也正因如此，台糖更有義務向社會清楚交代：撤回聲請前究竟進行過何種法律風險評估？債務人的清償能力如何認定？協商條件與擔保機制為何？如果協商最終無法取得合理結果，又準備採取什麼後續措施？這些問題的答案，比政治人物相互指責更重要。從公司治理角度而言，「願意協商」與「具有清償誠意」並不是同一件事情。前者是一種程序性表態，後者則必須反映在具體的還款金額、清償期限、財產揭露及擔保安排上。對國營企業而言，如果沒有足以確保債權實現的條件，僅因債務人表示願意協商便放棄既有強制執行優勢，自然容易引起外界對公司治理是否過度寬鬆的質疑。但這起事件之所以具有更大的政治爆炸力，在於吳乃仁並不是普通債務人。他長期被視為民進黨新潮流的重要人物，而賴清德與新潮流的政治淵源，又使這筆十餘年前的「政治舊帳」具有重新被喚醒的條件。2014年的歷史紀錄尤其關鍵。當時賴清德曾公開為吳乃仁、洪奇昌案背書，引發時任台南市議員謝龍介要求賴清德兌現政治承諾。中央社當年的報導顯示，謝龍介甚至宣布辭去市議員職務；賴清德則主張，自己當初的擔保是基於相信兩人的人格以及爭取再審機會，而再審後洪奇昌獲判無罪，吳乃仁刑度降為9個月，且罪名並非貪瀆，因此認為原先政治擔保的目的已經達成，去留交由台南市民決定。這段歷史在今天重新出現，政治意義已經不同。十二年前的賴清德是地方首長；今天的賴清德則是民進黨主席。過去一句「政治生命保證」，可能只是個人政治判斷；現在如果再被連結到國營事業追討鉅額債權，就會涉及更敏感的政治觀感：政府機器是否對不同政治背景的人採取一致標準？目前沒有證據可以據此直接推論賴清德介入台糖的追償決策，因此不能把政治關係直接等同於行政干預。但正因吳乃仁具有高度政治身分，台糖的處理程序反而必須比一般案件更加透明。這也是賴清德政府真正面對的政治風險。對賴清德而言，最有效的處理方式恐怕不是再替任何人提供「政治保證」，而是回到制度本身：讓台糖依法追償、完整保存決策紀錄、公開說明重大處分的法律依據，並讓司法強制執行程序依法律獨立運作。換句話說，十二年前賴清德選擇用自己的「政治生命」替人的人格背書；十二年後真正需要建立的，應該是不需要任何政治人物替任何人背書的制度。此外，此案已經開始與2026年台南市長選舉產生連動。謝龍介重新提出當年的政治承諾，目的顯然不只是討論一筆民事債權，而是試圖把「吳乃仁—新潮流—賴清德」串連成一條政治敘事線，將台南地方選舉從市政治理拉高到「賴清德政治誠信」的全民檢驗。這對民進黨而言不能輕忽。台南長期是民進黨優勢選區，反對黨若單純從地方治理切入，突破並不容易；但如果成功將選舉重新框架為「權力長期執政之後是否仍接受相同標準監督」，就可能對中間選民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吳乃仁事件因此可能成為謝龍介操作「政治誠信」議題的一個長尾素材。然而，國民黨同樣必須避免過度政治化。若要追究台糖責任，最有說服力的方法不是先預設政治干預，而是要求公開撤回管收聲請的決策程序、法律意見、協商結果與後續追償措施。國民黨立委已要求行政院、經濟部與台糖說明相關決策過程，這類制度性監督比單純政治口號更具有公共價值。從更長期角度觀察，吳乃仁案真正考驗的，其實不是賴清德「這一次要拿什麼保證」，而是台灣政治是否還需要依賴政治人物的個人信用來保證司法、行政與國營企業治理。民主制度成熟的標誌，本來就不應是「某某政治人物替誰保證」，而應該是任何人——不論是執政黨大老、在野黨權貴或普通人民——面對法院判決、債務執行與政府資產時，都適用同一套規則。因此，吳乃仁是否具有還款誠意，最終不是由賴清德保證，也不是由謝龍介認定，而應由具體的清償方案、實際付款紀錄與後續司法程序證明。政治人物的承諾可以被重新解釋，但帳目不能；政治關係可以隨時間改變，但政府的債權不能因政治身分而有不同標準。這才是吳乃仁事件十二年後重新回到台灣政治舞台，真正值得社會追問的問題。【社論】無人機法案攻防升高　從預算之爭走向台灣戰略之辯——軍民整合、產業發展與朝野互信，正成為台灣新一輪政治角力核心台灣無人機政策的政治攻防，正快速從單純的預算審查，升高為台灣安全、產業政策與朝野政治互信的全面競逐。繼國民黨與民眾黨日前對行政院提出的《防務自主無人載具採購特別條例》提出不同版本後，民進黨28日再度召開記者會，批評藍白陣營一方面阻擋軍用無人機特別預算，另一方面又提案暫停民用無人載具產業發展統籌型計畫，形同「軍民兩頭砍」，恐將影響台灣打造下一座「護國神山」的戰略布局。民進黨發言人林楚茵指出，政院規劃以2100億元推動軍用無人載具採購，主要目的在於補強國軍濱海監偵、攻擊及不對稱作戰能力，同時建立完整的本土供應鏈；另一方面，經濟部推動六年442億元的民用無人載具產業發展計畫，則涉及智慧巡檢、防災救援、物流配送及公共建設等多元應用，若遭全面暫停，不僅影響二百餘家供應鏈企業，更可能削弱台灣在全球非紅色供應鏈中的競爭優勢。然而，若回顧近幾個月朝野對無人機政策的爭議，可以發現雙方真正分歧的核心，其實並非是否支持無人機產業，而是對政府治理模式、預算運用以及法制架構存在截然不同的理解。政院版本強調的是「快速建軍」。在中國持續增加軍事壓力，以及俄烏戰爭充分證明無人機已改變現代戰場型態之下，政府希望透過特別預算快速形成量能，同時建立長期採購需求，以吸引國內企業投入研發、生產及人才培育。行政院的邏輯，是利用政府需求帶動民間投資，形成軍民共用技術，最終建立完整產業鏈。反觀國民黨版本，則更偏向「先立法、再採購」。國民黨認為，目前政府採購標的、採購流程及整體產業政策仍不夠完整，因此應優先完成《無人載具發展條例》，建立法源依據，再依據法制進行長期投資，同時避免政府利用特別預算規避立法院逐年監督。國民黨提出總規模約2400億元的長期方案，也主張全面排除高風險供應鏈，建立本土自主生產能力，其論述並非完全反對無人機發展，而是主張不同的推動順序。民眾黨則介於兩者之間，強調應建立透明採購制度與效益評估，但在經費規模及執行內容方面，相對保留，也因此遭民進黨批評缺乏完整規劃。因此，目前社會輿論若僅簡化為「支持無人機」或「反對無人機」，恐怕不足以反映政策本質。真正值得討論的是，台灣是否已建立足夠成熟的軍民整合制度。觀察美國、日本及歐洲近年的發展可以發現，無人機已逐漸成為新一代戰略產業，其發展模式並非完全依賴防務部門，而是透過防務需求帶動民間創新，再由民間技術反向支援軍事應用。例如，美國大量商用無人機技術最終被導入防務體系，而日本則透過地方政府、防災單位及企業共同建立應用市場，使產業具備穩定內需，再逐步拓展出口。對台灣而言，若要建立真正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無人機產業，關鍵恐怕並不只是編列多少預算，而是在法制、採購制度、技術標準、出口管理、人才培育及供應鏈安全之間，形成一致性的政策架構。另一方面，在野黨所提出的監督訴求，也不能完全被視為政治杯葛。近年政府多次透過特別預算推動重大建設，包括疫情、防疫、能源及基礎建設等，都曾引發是否弱化年度預算審查功能的討論。因此，如何兼顧效率與監督，確保公共資源有效運用，同樣是民主政治不可忽略的一環。值得注意的是，此次爭議正值2026年九合一選舉倒數階段。無論是民進黨強調「打造下一座護國神山」，或國民黨主張「依法行政、避免浪費公帑」，都已逐漸將無人機政策轉化為政治論述，企圖塑造各自的治理形象。未來，這場爭論恐怕不再只是科技政策，而將延伸至防務、安全、產業及台灣發展方向的整體論戰。從國際供應鏈重組、美中科技競爭，到全球無人機市場快速成長，台灣確實擁有半導體、ICT及精密製造等既有優勢，也具備發展無人機產業的條件。然而，若朝野長期陷入政治對立，使重大政策反覆停滯，真正受影響的恐怕不是任何一個政黨，而是整體產業投資信心，以及台灣在全球新興科技供應鏈中的戰略位置。民主社會允許不同政策路徑競爭，但台灣戰略不能長期停留於政治口號。未來朝野若能回到制度設計、產業發展與台灣安全三者兼顧的理性討論，建立跨黨派共識與長期穩定政策，才能讓無人機真正成為帶動防務自主、產業升級及國際競爭力的新支柱，而非淪為政黨攻防下的另一項政治符號。 

《刪除兄弟姊妹特留分》修法前因後果及影響分析 從「血緣保障」走向「遺囑自由」——台灣繼承制度的重要轉折 立法院於2026年7月28日三讀通過《民法》第1223條修正案，正式刪除兄弟姊妹的「特留分」制度。這是台灣《民法》繼承編近年最具代表性的修法之一，也是台灣繼承法制自1930年代建立以來，首次大幅調整旁系血親的保障機制。 此次修法並非全面改變繼承制度，而是重新平衡「遺囑自由」與「法定保障」之間的關係，反映出台灣家庭型態、人口結構與社會價值的重大變遷。 一、修法的背景：百年制度已無法符合現代家庭型態 台灣《民法》繼承制度源自日本舊民法體系，其立法精神建立在傳統大家族社會。 當時立法者認為： 家族利益高於個人意志財產屬於整個家族共同累積血緣本身具有繼承正當性 因此，即使立有遺囑，也必須保障部分法定繼承人的最低權益，也就是所謂的「特留分」。 然而，一百年後的台灣社會已發生巨大變化。 包括： 少子化 不婚人口增加 單身人口快速增加 頂客族（DINK）增加 高齡社會 長照需求提高 非傳統家庭大量出現 依內政部統計，台灣單人戶早已成為最大的家庭型態，而無子女夫妻也逐年增加。 這意味著，大量民眾未來真正的法定繼承人，很可能就是兄弟姊妹。 然而實務上卻常出現真正照顧老人的是配偶、同居伴侶、乾兒女、朋友或看護。 反而多年沒有聯絡的兄弟姊妹，卻依法享有特留分。 這形成修法最大的社會背景。 二、舊制度最大的問題：遺囑不能真正反映當事人的意願 修法前最大的爭議在於即使立下遺囑，也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思分配財產。 例如： 一名終身未婚人士，無父母、無子女。他想把全部財產留給照顧自己20年的乾兒子或捐給慈善機構。 但是依舊法兄弟姊妹仍可主張特留分＝應繼分的三分之一。法院可以要求扣減受遺贈財產。也就是遺囑仍然受到法律限制。 因此形成大量遺囑扣減訴訟、家族財產爭議、長照照顧者受損。 三、真正促成修法的社會案例 此次修法並不是突然提出，近十年來已有大量案例引發討論。 例如： （一）照顧者不是繼承人 老人多年由外甥、姪子、朋友同居伴侶照顧。 最後遺產全部想留給照顧者，但兄弟姊妹卻主張依法應保留特留分。法院只能依法律判決。 形成「照顧的人拿不到」、「沒照顧的人依法分產」 （二）頂客夫妻案例 最典型案例就是夫妻沒有子女，丈夫死亡妻子仍住在共同房屋。但丈夫兄弟姊妹依法主張特留分。 結果妻子必須賣房、貸款、補償手足，造成許多家庭衝突。 （三）公益遺贈受阻 近年許多人希望捐給醫院、捐公益基金會、捐宗教團體。但兄弟姊妹仍可依法扣減，使公益遺贈受到限制。 四、本次修法真正改變了什麼？ 很多媒體標題寫「兄弟姊妹不能分遺產」，其實並不正確。 真正改變的是刪除的是「特留分」，不是「繼承權」。也就是如果沒有立遺囑兄弟姊妹仍依法繼承。 但是如果有合法遺囑，兄弟姊妹不能再要求至少保留一部分給自己。 這才是真正修法重點。 五、為何朝野罕見取得共識？ 此次修法幾乎沒有太大政治衝突。原因包括： （一）符合高齡化社會－政府必須鼓勵照顧者得到合理保障，而不是只保障血緣。 （二）符合國際趨勢－包括日本、德國、法國均逐漸提高遺囑自由，尤其旁系血親保障逐步縮小。因此此次修法也具有國際接軌意義。 （三）減少司法資源浪費－目前大量遺產訴訟都是特留分扣減，修法後相關案件預估將下降。 六、為何「特別貢獻制度」沒有一起通過？ 法務部原本提出新增「特別貢獻分」。例如： 若有人長期照顧老人、出錢經營家業看護父母，可依法多分遺產。 立法理念其實很好，但最後沒有納入。原因主要有三： 第一：如何認定？ 第二：照顧多久算？ 第三：是否容易產生更多官司？ 因此朝野最後採取先刪除特留分，未來再討論貢獻制度。這也是較穩健的立法策略。 七、修法最大的受益者 第一類：單身人士 可完全依自己意願安排遺產。例如： 好友 長照者 公益團體 宗教團體 第二類：頂客家庭 夫妻彼此保障，大幅提高。不必再擔心兄弟姊妹要求特留分。 第三類：公益機構 公益遺贈將可能增加。國外已有大量研究指出提高遺囑自由後，慈善捐贈通常隨之成長。 第四類：照顧者 真正長期陪伴的人較容易透過遺囑完整取得財產。 八、仍存在的制度缺口 雖然此次修法被普遍認為方向正確，但仍有幾項值得關注的問題。 （一）同居伴侶仍非法定繼承人－即使修法後沒有遺囑，仍然一毛都拿不到。因此遺囑反而更加重要。 （二）沒有遺囑仍回到舊制度－很多民眾誤以為修法後兄弟姊妹不能繼承，事實完全不是如此。 沒有遺囑兄弟姊妹仍依法繼承。 （三）遺囑有效性問題－未來最大的爭議可能不是特留分，而是遺囑是否有效？包括： 是否受脅迫 是否精神狀態正常 是否符合形式要件 因此律師預估未來遺囑效力之訴可能增加。 九、未來可能帶來的影響 此次修法的影響不僅限於法律，更涉及人口結構、家庭倫理與財富傳承模式。 第一，家庭關係將更重視實際照顧而非單純血緣。 在高齡社會中，長期照顧者可能透過遺囑獲得更多保障，財產分配更能反映被繼承人的真實意願。 第二，遺囑規劃需求將顯著增加。 對於單身者、無子女夫妻、高資產人士及希望從事公益捐贈者而言，預立合法遺囑將成為財產傳承的重要工具，也將帶動律師、公證及財富管理等專業服務的需求。 第三，遺產爭議的型態可能改變。 過去以「特留分扣減」為主的訴訟可望減少，但遺囑真偽、立遺囑時的意思能力，以及是否受到不當影響等爭議，未來可能成為新的訴訟焦點。 結論：台灣繼承制度由「血緣保障」邁向「個人自主」 此次修法的核心意義，不在於剝奪兄弟姊妹的繼承權，而是重新界定法律對遺囑自由的尊重程度。兄弟姊妹仍然保有法定繼承人的身分，只是在被繼承人依法立下有效遺囑時，不再享有法律強制保障的最低應得份額。 從制度演進來看，這項改革反映出台灣家庭結構由大家族走向核心家庭與多元家庭型態的趨勢，也回應高齡化社會中「誰真正照顧被繼承人」的現實問題。未來，遺產分配將更重視個人自主、照顧事實與財產自治，而非僅以血緣作為唯一判斷標準。 然而，修法並不代表所有問題都已解決。同居伴侶、繼子女等非婚姻或血緣關係者仍須透過有效遺囑才能取得保障，而「特別貢獻制度」是否建立、如何兼顧照顧者權益與避免新爭議，也將是下一階段民法繼承制度改革的重要課題。這表示，台灣繼承法的改革才剛邁出重要一步，後續仍有持續完善的空間。

台灣每日新聞短評 20260728《2026台灣九合一選舉觀察》高雄市長選戰差距再現變化　賴瑞隆39.6%領先柯志恩8個百分點　未表態選民仍成決戰關鍵距離2026年九合一地方選舉投票日逐步逼近，高雄市長選戰進入藍綠正面競逐階段。最新公布的民意調查顯示，民進黨參選人賴瑞隆目前以39.6%的支持度領先國民黨參選人柯志恩31.6%，雙方差距為8個百分點；不過，仍有28.8%的受訪者沒有明確表態，顯示目前高雄選情雖由賴瑞隆保持領先，但距離形成穩定格局仍有一段距離。根據《震傳媒》7月23日公布的高雄市民時事議題民意調查，在「年底高雄市長選舉支持誰」的問題上，賴瑞隆獲得39.6%支持，柯志恩為31.6%，無明確意見者占28.8%。相較兩位候選人的直接支持度，賴瑞隆目前取得8個百分點優勢。另一項值得注意的數字則是「當選看好度」。調查顯示，50.3%的受訪高雄市民認為賴瑞隆較可能當選下一任高雄市長，看好柯志恩者為22.8%，另有26.9%沒有明確意見。兩人在當選看好度上的差距達27.5個百分點，明顯高於實際支持度的8個百分點，反映目前選民對整體選舉態勢的判斷，與個人投票選擇之間仍存在一定落差。若與近期其他民調交叉觀察，高雄市長選情呈現另一項值得注意的變化。《年代民調中心》7月20日公布的調查顯示，賴瑞隆支持度36.2%，柯志恩23.6%，兩人相差12.6個百分點；當選看好度方面，賴瑞隆40.4%，柯志恩16.2%，差距達24.2個百分點。該調查另有32.8%的受訪者表示尚未決定支持對象。比較兩份近期民調，雖然不同調查機構在抽樣方式、題目設計及調查時間上有所差異，不宜直接視為同一序列，但共同趨勢都是賴瑞隆維持領先。值得注意的是，《震傳媒》調查中柯志恩支持度達31.6%，相較《年代》調查的23.6%高出8個百分點，因此藍綠候選人的表面差距也由12.6個百分點縮小至8個百分點。進一步觀察政黨支持結構，《震傳媒》民調顯示，民進黨支持者中有79.6%支持賴瑞隆，國民黨支持者則有90.6%支持柯志恩，顯示柯志恩在藍營基本盤的整合程度相對集中。值得注意的是，民眾黨支持者中有69.6%支持柯志恩，支持賴瑞隆者為16.9%；在不偏任何政黨的受訪者中，柯志恩獲得24.3%，賴瑞隆則為12.2%。這項結構顯示，藍白選民以及非典型政黨支持者的投票流向，可能成為後續高雄選戰的重要觀察指標。目前的民調結構，也呈現高雄選戰兩個不同層次的競爭。第一個層次是賴瑞隆能否將民進黨長期在高雄的執政基礎與地方組織優勢，進一步轉化為個人支持度；第二個層次則是柯志恩能否在鞏固國民黨支持者之外，持續吸收民眾黨及中間選民，使選戰差距進一步縮小。尤其兩份近期民調都有接近三成或超過三成的選民尚未明確決定投票方向，意味目前仍存在相當規模的游離票源。《震傳媒》調查未明確表態者為28.8%，《年代》調查尚未決定者則達32.8%。因此，現階段民調所呈現的領先幅度，仍較適合視為選戰階段性態勢，而非最終投票結果的直接預測。隨著選舉進一步進入候選人政策攻防與地方動員階段，高雄市政建設、產業發展、交通治理、能源政策、中央與地方關係，以及現任市長陳其邁的施政評價能否有效移轉至民進黨候選人，都將持續影響賴瑞隆的支持度；另一方面，柯志恩能否把目前較高的藍營凝聚度以及民眾黨支持者的傾向，轉化為實際投票動員，也將決定國民黨能否進一步壓縮雙方差距。從目前各項數據來看，高雄市長選戰仍由賴瑞隆保持領先，但柯志恩並未退出競爭範圍。隨著未表態選民逐步做出選擇，高雄這場藍綠對決的真正關鍵，已開始由基本盤競爭轉向中間選民、民眾黨支持者以及最後階段投票動員能力的較量。立院滿意度降至34.8%創調查新低　逾六成民眾支持政院無人載具採購特別條例隨著中央政府總預算、防務建設及無人載具產業政策持續成為朝野攻防焦點，最新民意調查顯示，民眾對行政部門與立法部門的評價呈現明顯落差。台灣勵志協會27日公布最新民調，執政黨施政滿意度為56.3%，但立法院滿意度僅34.8%，較前次調查下降4.5個百分點，創該項調查啟動以來最低紀錄；另一方面，行政院規劃推動「無人載具採購特別條例草案」，未來數年編列最高2100億元採購無人機、無人艇等設備，則獲61.3%受訪者支持。民調顯示，目前56.3%受訪者對執政黨施政表示滿意，42.2%表示不滿意，與前次58.9%的滿意度相比，整體變化未達明顯差異。從歷次調查趨勢觀察，施政滿意度自2025年11月突破五成後，已連續六次維持五成以上。對施政表示不滿意者，主要原因依序為「政治惡鬥」44.7%、「詐騙問題」38.9%、「物價問題」27.9%及「司法問題」25.9%。其中30至39歲族群不滿意度達55%，為各年齡層最高；政黨支持傾向方面，國民黨支持者有71%表示不滿意，民眾黨支持者為64%，無黨派為42%，民進黨支持者則為15%。值得注意的是，在經濟情勢評價方面，55.9%受訪者認為台灣目前整體經濟情況良好，44.1%認為不好，正面評價創下該調查以來最高紀錄。歷次數據顯示，認為經濟情況良好的比例，由2025年9月44.3%、11月45.9%，上升至2026年1月54.2%，3月51.4%、5月52.8%，本次進一步升至55.9%。不過，民眾對總體經濟與個人生活感受仍存在一定落差。認為經濟情況不佳者，41.9%認為主要問題是物價過高，其次為貧富差距太大35.0%、收入太低32.8%及房價過高29.3%；「兩岸關係不佳影響經濟」則以22.8%居第五，其中國民黨支持者選擇此項的比例達33%。相較行政部門與經濟情勢評價，立法院表現則呈現不同走勢。本次調查僅34.8%民眾對立法院表示滿意，其中3.6%「非常滿意」、31.2%「還算滿意」；不滿意者達61.3%，包括30.7%「不太滿意」及30.6%「非常不滿意」。與前次39.3%的滿意度相比，下滑4.5個百分點，為該調查啟動以來最低。進一步分析立法院不滿意原因，45.2%受訪者認為「黨派利益高於政府整體利益」，38.9%認為「朝野政黨對立嚴重，影響議事運作」，31.8%認為立法院「未能有效解決民生問題」，另有27.3%認為「預算審查效率不佳或延宕」。政黨支持結構亦反映不同政治立場對國會運作的評價。民進黨支持者對立法院不滿意度達74%，國民黨與民眾黨支持者不滿意度則約50%至51%，無黨派受訪者亦有60%表示不滿意。年齡方面，60歲以上族群對立法院不滿意比例達68%，高於其他年齡層。另一項受到關注的政策議題，是行政院提出的無人載具採購特別條例規劃。依民調結果，61.3%受訪者支持未來數年編列最高2100億元，採購無人機、無人艇等相關設備，其中30.5%「非常支持」、30.8%「還算支持」；不支持者為36.6%。不過，無人載具政策呈現明顯的政黨認知差距。民進黨支持者支持率達85%，無黨派受訪者亦有62%支持；民眾黨支持者支持率44.5%，國民黨支持者則為35.3%。性別方面，男性支持率66%，高於女性的57%；地域方面則以台南市73%的支持率最高。近期立法院正值中央政府總預算及無人載具相關政策密集攻防階段，行政院與在野黨對無人載具產業發展、採購規模、預算監督及相關法制先後順序存在不同主張。此次民調一方面呈現立院整體滿意度下降，另一方面顯示無人載具採購政策獲得超過六成受訪者支持，但不同政黨支持者間仍存在明顯差距。後續相關條例進入立法院審議後，預算規模、採購方式、島內產業政策及安全供應鏈規範，預料仍將是朝野協商的重要議題。本次調查由台灣勵志協會委託故鄉市場調查股份有限公司執行，調查時間為2026年7月15日至19日，對象為全國20歲以上民眾，採分層隨機抽樣，以住宅電話及手機各完成600份，共取得1200份有效樣本；在95%信心水準下，抽樣誤差約為正負2.83個百分點。從「選舉一流」到「治理考驗」：毒油風暴正在改寫民進黨的政治課題民進黨長期被視為台灣最具選舉動員能力的政黨之一，從議題設定、社群傳播、危機反擊到支持者動員，均已形成高度成熟的政治作戰體系。然而，2026年7月爆發的中聯油脂苯(a)駢芘超標事件，真正值得觀察的，恐怕已不只是單一食品安全事件，而是民進黨中央執政近十年後，第一次在重大民生危機中，同時面臨「專業治理」、「風險溝通」與「選舉政治」三條戰線的壓力測試。食藥署資料顯示，中聯油脂部分大豆沙拉油檢出苯(a)駢芘不符合規定後，中央與地方啟動下架、追查與檢驗機制。7月21日，食藥署進一步宣布，中聯4月至6月生產的30批大豆沙拉油中，7批不合格、1批因無留樣檢體不得恢復上架，另有19批經檢驗及上下游核對後符合標準，准予重新上架。官方強調，相關決定係依食品風險評估諮議會意見，以及「分源分項、逐批確認、上下游核對」原則處理。因此，若單純認定政府「完全沒有處理」，並不符合行政事實。事件發生後，中央與地方衛生機關確實展開追蹤、抽驗、下架及風險評估，食藥署也曾公布受影響業者達360家。 真正形成政治危機的關鍵，在於行政處置的速度，並沒有同步轉化為社會信任。這正是此次事件最值得政府警惕之處。食品安全不同於一般政黨攻防。當消費者不知道自己吃了多少、吃了多久，甚至無法確定家中食用油、便當店或餐廳是否使用相關產品時，政府首先面對的是「風險感知」，其次才是科學上的「實際風險」。兩者如果不能透過清楚、持續且具有同理性的說明加以銜接，即使行政機關不斷公布檢驗數字，也未必能消除民眾的不安。這也是現代風險治理的重要原則：政府不能只回答「有沒有超標」，還必須回答「為什麼發生」、「哪些產品受到影響」、「長期暴露可能造成什麼風險」、「為什麼某些產品可以重新上架」，以及「如何確保同樣事件不再發生」。問題恰恰出現在這裡。民進黨過去十多年建立了一套非常成熟的政治傳播模式，其核心特色是快速回應、迅速定調、辨識攻擊來源並立即反擊。這套方法在選舉期間相當有效，因為選戰本質上需要區隔敵我、凝聚支持者並掌握議題主導權；然而，一旦同樣的政治反射被運用到食安、公共衛生或重大災害，就可能產生治理上的錯位。選舉政治需要的是「辨識對手」，公共治理需要的卻是「降低不確定性」。尤其對執政黨而言，質疑政府的民眾並不等同政治上的反對者。今天詢問「這瓶油到底能不能吃」的人，可能是民進黨支持者，也可能是國民黨、民眾黨支持者，更可能是沒有明確政黨傾向的中間選民。當民生危機被迅速轉換為藍綠攻防，政府實際上等於主動把原本跨黨派的公共問題重新政治化。其政治後果已開始浮現。7月25日，由在野陣營號召的反毒油凱道集會形成大規模群眾動員，台北市長蔣萬安、台中市長盧秀燕等藍營政治人物均投入相關活動。主辦單位宣稱現場超過20萬人；這類人數屬主辦方說法，不宜直接視為客觀統計，但凱道人潮及事件形成的政治動員效應，已說明食安爭議正在由行政事件向選舉議題移動。對民進黨而言，真正危險的未必是國民黨能否藉毒油事件發動一次成功的街頭動員，而是食安事件可能與民眾原本存在的「執政疲勞」結合。民進黨自2016年中央執政至今已近十年。長期執政最大的政治風險，在於人民評價政府的標準會逐步提高。昔日在野時可以追問「政府為什麼沒有把關」，如今自己成為政府，就必須回答「制度為何仍然出現漏洞」。過去批判別人的政治語言，最終都可能成為檢驗自己的標準。從這個角度觀察，毒油事件對2026九合一選舉的影響，未必表現在民調立即大幅翻轉，而更可能發生在中間選民對「治理能力」的重新評價。地方選舉尤其如此。食安原本並不是典型的藍綠統獨議題，它直接涉及家庭、兒童、老人、餐飲與日常消費，因此具有跨越政治光譜的特性。如果在野黨成功將其定義為「政府治理失靈」，而執政黨仍主要以政治攻防回應，議題就可能由單一食品事件逐步累積成為「長期執政傲慢」的政治印象。反過來說，民進黨並非沒有止血空間。關鍵不是增加多少政治辯護，而是重新讓專業治理站到第一線：完整公布污染來源與供應鏈調查、建立更容易理解的產品查詢制度、提出上游原料與製程監管改革、強化中央地方聯合稽查，並讓食品、毒理及公共衛生專家成為主要說明者，而不是讓政黨發言人主導危機論述。這次毒油事件給民進黨最大的警訊，或許正是「會選舉」與「會治理」從來不是同一件事情。選舉要求快速反擊，治理需要耐心說明；選舉強調敵我，治理面對的是全體人民；選舉可以透過支持者動員取得勝利，但公共信任一旦流失，卻很難依靠一次造勢或幾句政治金句重新建立。距離2026九合一選舉只剩數月，毒油風暴因此不只是一場食品安全危機，更可能成為觀察民進黨長期執政能力的一面鏡子。真正決定政治後座力大小的，不會只是725凱道究竟來了多少人，而是事件過後，人民是否重新相信政府有能力回答那個最簡單、也最根本的問題：我們每天吃進肚子裡的東西，政府究竟能不能替人民把關？如果這個問題無法獲得令人信服的答案，那麼，民進黨真正面對的就不只是一次食安風暴，而可能是2026地方選舉中，一場由「治理信任」所引發的政治重新洗牌。《社論》從關稅戰到制度戰：美國301條款正在重寫全球供應鏈規則美國對中國的貿易戰，正在進入一個與2018年截然不同的新階段。美國貿易代表署（USTR）日前正式宣布，依據《1974年貿易法》第301條，對60個經濟體採取新的關稅措施。這一次華府提出的理由，不再只是貿易逆差、產業補貼、智慧財產權或市場准入，而是「強迫勞動」。這個變化值得台灣高度注意。因為它意味著川普政府正在把關稅從傳統的貿易保護工具，逐步轉變成為要求全球供應鏈接受美國制度標準的治理工具。USTR今年3月12日對60個經濟體啟動301調查，6月2日進一步認定，相關經濟體未能禁止或有效阻止強迫勞動產品進入市場，已經構成「不合理」並對美國商業造成負擔，因此符合301條款採取行動的條件。經過兩輪公聽會、超過2100份初期公眾意見，以及後續1600多份書面意見後，華府於7月23日公布最終措施。這使301條款的政策功能發生相當重要的變化。過去人們理解301條款，主要是美國處理「不公平貿易」的單邊工具；如今「不公平」的定義正在擴張。勞動條件、人權標準、供應鏈來源，甚至一個國家是否建立禁止強迫勞動商品進口的法律制度，都可能成為美國判定貿易公平與否的標準。換言之，美國正在把「價值」轉化成「關稅」。中國為何可能選擇不報復？根據彭博經濟研究估算，中國被課徵12.5%的新301關稅後，美國對中國商品的實際關稅約達22.2%，比此前框架提高約1.4個百分點；相較其他貿易夥伴，中國承受的實際關稅負擔仍高出全球平均約11.5個百分點。表面看來，北京理應反擊。但經濟學人智庫中國高級經濟學家徐天辰認為，北京雖然必然會公開反對，卻未必採取實質報復措施。這個判斷若成立，背後真正反映的恐怕不是中國接受美國政策，而是北京正在重新計算「報復的價格」。第一個原因，是此次關稅增加幅度仍在可控制範圍。中國真正關心的，並不是單一12.5%的301稅率，而是美國對中國商品最後形成多少「有效關稅」。只要整體稅率沒有重新回到2025年貿易戰最激烈時期的極端水準，北京就沒有必要為增加約1.4個百分點的實際負擔，重新啟動全面貿易報復。第二個原因，是美中目前存在比關稅更重要的戰略議程。川普與習近平去年10月在南韓釜山會晤後，美中形成一年期貿易休戰安排；今年5月兩國元首北京峰會後，雙方又試圖進一步穩定關係。如今距離習近平預定9月訪美時間愈來愈近，如果北京此時因301措施重新發動報復性關稅，等於主動破壞元首外交正在營造的政治氣氛。因此，北京現在最重要的目標，可能不是「反擊12.5%」，而是「守住32%以下」。也就是說，中國的談判策略正在從逐項反制，轉向控制美中整體關稅天花板。川普真正要的可能不是關稅更值得注意的是，美國這次並未單獨鎖定中國。USTR調查對象多達60個經濟體，而且採取分級制度：部分國家適用10%；其他經濟體原則上為12.5%；歐盟、台灣、日本、韓國與瑞士部分商品則採取10%或12.5%、扣除最惠國待遇（MFN）稅率的特殊計算方式。這顯示川普政府真正建立的，是一套「制度交換市場准入」的新模式。如果一個國家建立禁止強迫勞動商品進口的制度、有效執行，或者與美國簽署相關承諾，就可能獲得較低的關稅待遇；反之，如果制度不符合美國要求，就必須付出較高的進入美國市場成本。關稅因此不只是懲罰，而成為誘導各國修改國內制度的槓桿。白宮公布的政策文件更值得注意。美方除了考量不同經濟體的制度承諾，也針對美國國內無法充分供應的原料、可能造成經濟廣泛衝擊的商品，以及具有戰略必要性的產品設計豁免。因此，這並不是單純「全面加稅」，而是一套愈來愈精密的產業政策。對台灣而言，10%優惠不是終點台灣此次取得相對有利安排。依USTR公布的最終措施，台灣與歐盟、日本、韓國及瑞士部分商品採取10%或12.5%、並依MFN稅率調整的制度，而不是簡單疊加關稅。短期而言，這確實降低台灣出口美國的額外成本。但如果只把這理解成「台灣得到關稅優惠」，恐怕低估了真正的戰略變化。未來美國要求台灣的，很可能不只是降低關稅、增加採購或擴大赴美投資，而是要求台灣整個供應鏈治理制度與美國接軌。包括新疆原料、強迫勞動產品、第三地轉口、中國零組件來源，以及企業能否證明供應鏈不存在被美國認定具有強迫勞動風險的投入，都可能逐漸從企業ESG問題變成真正的市場准入問題。這尤其會影響台灣的紡織、機械、電子零組件、太陽能、電池及部分中國供應鏈依存程度較高的產業。企業未來必須回答的不只是「產品在哪裡製造」，還包括「原料從哪裡來」、「零件由誰生產」、「上游是否涉及高風險地區」。全球化正在從成本競爭轉向制度競爭因此，這次301關稅真正重要的地方，可能不在12.5%這個數字。它真正宣告的是：全球貿易正在由「低成本全球化」，進入「可信任供應鏈全球化」。過去企業尋找全球最低成本的生產基地；未來企業除了計算工資、土地、能源與物流成本之外，還必須計算政治制度、人權規範、供應鏈透明度與地緣政治風險。這也是為什麼北京此次可能選擇克制。因為中國如果立即展開全面報復，反而可能讓美國更容易把原本的「美中貿易衝突」，重新包裝成「強迫勞動、人權與公平貿易」問題，進一步聯合歐洲、日本、韓國與其他經濟體形成制度聯盟。北京真正擔心的，或許不是多出的1.4個百分點關稅，而是中國供應鏈逐漸被排除在美國主導的「可信任貿易體系」之外。這才是此次301條款最值得觀察的深層意義。從2018年的關稅戰，到2022年後的晶片戰，再到如今以強迫勞動為理由建立的新301制度，美中競爭正在由商品競爭、科技競爭，進一步走向「規則競爭」。而對台灣而言，真正的機會也正在這裡。如果台灣能把供應鏈透明度、人權標準與非紅供應鏈制度化，台灣得到的就不只是10%的關稅待遇，而可能是在下一階段全球供應鏈重組中，取得比單純價格競爭更難被取代的位置。未來世界貿易競爭的核心問題，或許已經不再只是「誰生產得比較便宜」，而是——誰有資格進入誰的市場。這正是川普第二任期301條款正在重新定義的全球貿易秩序。 

  台灣每日新聞短評 20260727 《2026台灣九合一選舉觀察》 國民黨全代會登場　17名縣市長戰將集結造勢　歷任主席出席情況受關注 中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25日上午登場，隨著2026年九合一地方選舉逐步進入選戰階段，本次全代會除處理黨務議程外，另一項政治焦點，就是透過縣市長提名參選人聯合造勢，展現年底地方選舉整體布局。台北市長蔣萬安、台中市長盧秀燕、桃園市長張善政，以及新北市長參選人李四川等17名縣市長參選人預定出席，象徵國民黨開始由提名布局正式轉向全黨選舉動員。 不過，相較於地方選戰人選大規模集結，歷任黨主席的出席情況也成為會場另一項受到關注的政治訊號。根據現場座位名牌安排，歷任主席中包括吳伯雄、洪秀柱及江啟臣到場，馬英九、前主席朱立倫則未出席，現場座位安排亦未見兩人名牌。 立法院前院長王金平則現身全代會。王金平受訪表示，國民黨秘書長李乾龍日前專程前往拜訪，因此他改變原有行程，「調整一下就能來參加」。王金平長期具有黨內及地方政治影響力，在國民黨全面進入地方選舉備戰之際，其出席也受到外界關注。 針對馬英九缺席，國民黨主席鄭麗文日前受訪時表示，黨中央依照慣例向歷任主席報告全代會相關安排並發出邀請，馬英九方面已由馬英九基金會執行長戴遐齡代為婉拒。鄭麗文表示，黨中央尊重醫師建議，因此馬英九不會出席此次全代會。 至於吳伯雄，鄭麗文表示，由於目前身體狀況較為虛弱，黨中央仍希望他能在健康情況許可下到場，希望藉由歷任主席與黨內重要人士共同參與，呈現國民黨薪火相傳及團結的政治意象。 本次全代會的另一項主要議程，則是2026年縣市長選舉造勢。依目前規畫，包括蔣萬安、盧秀燕、張善政、基隆市長謝國樑、新北市長參選人李四川等17名縣市長參選人都將出席。從參選人集體亮相的安排來看，國民黨中央已開始將年底地方選舉拉升至全國性政黨動員層級。 其中，現任縣市首長能否延續執政優勢，以及開放選區能否順利完成接班，將是國民黨此次九合一選舉布局的重要課題。尤其新北市等人口規模較大的縣市，不僅牽動地方執政版圖，也具有全國政治指標意義，因此此次由各地參選人共同登台，除了營造團結氣勢，也具有整合地方組織、建立選戰共同節奏的功能。 從全代會現場呈現的政治結構觀察，國民黨目前同時存在兩條值得注意的脈絡。一方面，黨中央透過邀請歷任主席及黨內重量級人士出席，希望維持黨內歷史傳承與整合；另一方面，真正站上年底選舉第一線的政治主角，已逐漸轉向蔣萬安、盧秀燕、張善政、李四川等現任地方首長及新一代地方戰將。 因此，本次全代會的政治意義，除了黨內重要人士是否到場之外，更重要的觀察指標仍在2026地方選舉的整體部署。隨著17名縣市長參選人集體亮相，國民黨年底選戰已逐步由個別縣市競爭，進入中央黨部統合地方戰線的階段。 未來數月，各縣市選情、地方組織整合、跨區域聯合造勢，以及黨中央資源如何配置，都將進一步檢驗此次全代會所要傳達的團結與選舉動員效果。對國民黨而言，全代會是一場選戰起跑的政治儀式，而真正的考驗，仍將落在年底各縣市的實際選舉結果。 收受中國資金參選立委判刑定讞　馬治薇案成《反滲透法》防堵境外介選重要司法案例 前桃園市第一選區立法委員候選人、民眾黨桃園市黨部前發言人馬治薇，被控接受中國方面人士提供資金投入立委選舉，案件歷經一、二審出現不同法律認定後，最高法院23日駁回上訴，維持台灣高等法院依《反滲透法》判處有期徒刑2年8月的判決，全案定讞。最高法院並已通知檢方啟動防逃機制。此案從最初的個人資料外洩爭議，最終發展成為境外資金介入台灣選舉的司法案件，也使《反滲透法》如何適用於候選人接受境外資助，再度受到關注。 馬治薇曾任警政記者，2023年間投入政治活動，並曾擔任民眾黨桃園市黨部發言人，之後投入2024年桃園市第一選區立委選舉。檢調單位偵辦期間，認定她涉嫌與中國方面人士往來，並接受以美元及虛擬貨幣等方式提供的資金，折合新台幣約105萬元，用於參與立法委員選舉。 根據檢方起訴及法院審理資料，馬治薇被控與中國方面被稱為「冰姐」、「阿浩」的人士接觸，除接受資金外，也曾傳送國安單位相關人員名片及「中央各機關國會聯絡名冊」等資料。檢方因此依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反滲透法》及《國家安全法》等罪嫌提起公訴，並求刑3年8月。 案件在第一審與第二審出現明顯不同的法律評價。桃園地方法院一審認為，現有證據足以認定馬治薇非法蒐集、利用及傳輸相關個人資料，因此依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判處有期徒刑8月；但對檢方所指違反《反滲透法》及《國家安全法》等部分，當時並未作成有罪認定。 案件上訴後，台灣高等法院重新檢視相關資金、雙方聯繫內容及參選行為，認定馬治薇接受中國方面資助投入立委選舉，已構成《反滲透法》第4條所規範的接受滲透來源指示、委託或資助從事選舉相關行為，因此撤銷相關部分原判決，改判有期徒刑2年8月，並就不法所得依法處理。 《反滲透法》第4條規定，任何人不得接受「滲透來源」的指示、委託或資助，從事總統、副總統或公職人員選舉罷免相關行為；違反者最高可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並得併科新台幣1000萬元以下罰金。馬治薇案的重要性，在於司法審理焦點並非單純停留在境外資金是否進入台灣，而進一步檢驗資金提供者的性質、接受資助者與對方的互動，以及資金是否實際與參選行為形成法律上的關聯。 馬治薇在二審期間否認相關重罪指控，並曾主張案件涉及政治因素，其辯護律師亦公開質疑司法受到政治干預。不過，高院並未採納相關辯解。最高法院23日進一步駁回上訴，使二審所作的核心法律認定正式確定。 從案件發展過程來看，馬治薇案歷經偵查、羈押、一審部分無罪、二審改判及最高法院定讞，呈現《反滲透法》在具體個案中對「滲透來源」、「資助」以及「參與選舉」等構成要件的司法檢驗過程。尤其在虛擬貨幣、境外轉帳及跨境人際網絡逐漸成為資金移動工具後，境外政治資金的認定與追查，已不再侷限於傳統現金或政治獻金管道。 隨著最高法院判決確定，馬治薇將面臨入監執行。對台灣選舉制度而言，此案亦留下具有指標性的司法紀錄：候選人的政治活動與競選資金來源，不僅受到《政治獻金法》等選舉法規規範；一旦涉及法律所定義的境外「滲透來源」，並與選舉活動形成實質關聯，即可能進一步進入《反滲透法》及國家安全法律體系的審查範圍。 美301關稅新制上路　台灣獲10％不疊加MFN待遇　台美經貿關係進入制度化新階段 美國全球關稅政策再度出現重大調整。美國貿易代表署（USTR）23日公布301調查最終措施，針對占美國進口總額99.4%的前60大貿易夥伴重新設定關稅架構。根據行政院公布資訊，台灣此次獲得與歐盟相同的「10％、不疊加最惠國待遇（MFN）關稅」安排，並另有針對台灣產品設計的豁免清單，在此次美國對主要貿易夥伴重新配置關稅待遇的過程中，取得相對有利的位置。 此次美國調整關稅政策的背景，在於原先對等關稅遭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裁定無效後，川普政府改依《貿易法》第122條，對全球商品實施10％關稅加上原有MFN稅率，而相關措施於7月24日到期。美方因此進一步透過《貿易法》第301條，將強迫勞動及其他被認定涉及不公平貿易行為的問題納入調查與關稅工具，重新建立新的進口關稅架構。 依據USTR公布的301調查最終行動文件，台灣適用方式並非在原有MFN稅率之外一律再加徵10％。若台灣產品原有MFN稅率低於10％，MFN與301關稅合計最高為10％；如果原有MFN稅率已達10％或以上，301額外關稅則為零。 換言之，此次制度設計的重要差異，不只是名目上的「10％」，而在於是否與既有MFN稅率疊加。這也使台灣部分出口商品在進入美國市場時，相較其他遭額外加徵301關稅的經濟體，具有較低的新增關稅負擔。 行政院表示，美方此次給予台灣相對優惠待遇，主要與台灣在「台美對等貿易協定」（ART）中，就禁止強迫勞動貨品進口政策所作承諾有關。美方肯定台灣相關政策方向，因此台灣除取得10％不疊加MFN待遇外，也獲得特別豁免清單。 若從此次60個經濟體的分類觀察，各國待遇已呈現明顯差異。依行政院說明，台灣與歐盟屬於10％且不疊加MFN的第一類；加拿大、印度、英國等17國，因已實施強迫勞動產品進口禁令等措施，適用既有MFN稅率再加徵10％；日本、南韓及瑞士等國則採12.5％但不疊加MFN；中國、新加坡等其餘38個經濟體，則是在既有MFN稅率之外額外加徵12.5％。 因此，在新的301關稅體系下，台灣取得的並非全面免稅，而是相較其他主要貿易夥伴更具競爭力的關稅計算方式。尤其台灣、美國供應鏈高度整合，出口結構涵蓋資通訊、電子零組件、機械及相關製造業產品，實際關稅差距未來可能進一步反映在美國進口商的採購成本與供應鏈配置決策。 值得注意的是，美國此次運用301條款的政策範圍，已不再只是傳統的市場准入、智慧財產權或產業補貼爭議，而將「強迫勞動」等勞動與人權標準納入貿易政策工具。這意味未來各國進入美國市場的條件，可能不只取決於產品價格及關稅談判，也將與勞動制度、供應鏈來源追蹤及進口管制能力產生更直接的連結。 對台灣而言，此次取得10％不疊加MFN待遇，也反映台美經貿關係正由過去以個別產業及供應鏈合作為主，逐漸朝制度化規範發展。從半導體、AI供應鏈到強迫勞動商品管制，美國正在重新設定其全球供應鏈標準，而台灣能否持續符合相關制度要求，將直接影響未來出口競爭條件。 301新制正式實施後，下一階段仍須觀察美方公布的台灣豁免清單涵蓋哪些產品，以及不同產業原有MFN稅率與301關稅相互計算後的實際結果。對出口企業而言，真正影響競爭力的並非單一名目稅率，而是與日本、南韓、中國及其他主要競爭對手比較後形成的「有效關稅差」。 隨著美國以301條款接替原有全球性關稅措施，全球貿易秩序也進入新的差別關稅階段。台灣此次取得與歐盟相同的第一類待遇，短期有助降低政策轉換帶來的出口衝擊；中長期而言，美國如何進一步把勞動、人權、產業安全與供應鏈政策納入關稅制度，以及台灣相關產業能否運用此次稅率差異擴大美國市場布局，將成為後續台美經貿關係的重要觀察指標。 《社論》 政治獻金案之外：從柯文哲財產處分爭議看政治誠信、法律攻防與台灣民主信任危機 前台北市長、前台灣民眾黨主席柯文哲因政治獻金案遭監察院裁罰254萬元，並作成沒入新台幣5567萬元處分，目前已提起行政訴訟，案件進入司法審理程序。然而，在日前行政法院開庭過程中，監察院代表指出，柯文哲於訴訟期間陸續出售房產、處分土地，並將部分不動產無償贈與配偶陳佩琪，因此質疑其提出停止執行聲請，恐有拖延時間及規避日後強制執行之虞。相關說法隨即引發政壇及社會高度討論，也再次將政治人物財產處分、政治誠信與法律界線推上輿論焦點。 依據監察院庭上提出資料，柯文哲自2025年至2026年間，先後出售新竹市隆恩段農地持分，交易金額約2222萬元；隨後出售台北市中正區商辦，成交金額約4380萬元；之後又將新竹兩筆土地及建物贈與妻子。監察院據此主張，目前柯文哲名下已無不動產，因此質疑相關財產移轉時點，與其聲請停止執行之法律主張形成高度落差。 另一方面，柯文哲方面則持續主張，所有財產交易皆屬依法辦理，相關買賣、贈與及資產規畫均符合現行法律規範，並否認外界所稱「脫產」指控。由於行政訴訟仍在進行，是否構成法律上所稱規避執行、是否涉及債權保全等問題，最終仍須由法院依據證據及法律要件加以認定，而非單憑政治攻防即可下定論。 值得注意的是，本案真正引發社會關注的，未必只是法律層面的財產處分，而是政治人物長期建立的公共形象，是否與其後續實際作為一致。 柯文哲多年來以「清廉」、「公開透明」、「超越藍綠」作為個人品牌核心，也因此吸引不少中間選民支持。然而，自2024大選期間爆發政治獻金申報爭議、京華城案、商辦購置爭議，到此次財產移轉問題，外界開始將焦點由法律責任逐步轉向政治責任。 政治人物可以依法處分自己的財產，但政治人物是否應承擔更高程度的政治誠信標準，則屬另一層次的公共檢驗。 尤其商辦事件，更凸顯政治承諾與實際處置間是否存在落差。當時柯文哲曾公開表示，商辦將評估公益信託或交由民眾黨使用，以回應社會質疑。然而，如今商辦最終出售變現，雖然依法並無禁止，但與當初對外說法是否一致，自然成為外界檢視政治信用的重要依據。 此外，新竹隆恩段農地事件同樣具有象徵意義。當年因違規鋪設柏油、出租停車使用，引發社會爭議，柯文哲隨後公開整地、補植芭樂樹苗，強調恢復農地使用。如今農地出售獲利，再度引發部分評論者質疑是否涉及土地投資操作。當然，土地價格因都市發展而上漲，本身並不必然代表違法或炒作，但政治人物如何說明投資決策、利益來源與公共形象之間的關係，仍攸關人民信任。 此次事件也凸顯另一項制度問題，就是行政裁罰與司法救濟之間的平衡。 依法而言，人民對行政處分不服，本就享有提起行政訴訟及聲請停止執行的權利，此乃法治保障程序正義的重要制度。若未來法院認定監察院處分違法，人民權益亦應受到保障。因此，不能因案件涉及政治人物，即否定其依法救濟的權利。 然而，若法院最終認定，在提起救濟期間，大量處分財產已影響未來公法債權實現，則也可能涉及債權保全及執行風險問題。換言之，本案真正需要釐清的，不只是政治立場，而是法律上是否存在規避執行之客觀事實，以及各項財產交易是否具有合理商業目的。 從更高層次觀察，本案對台灣政黨政治最大的衝擊，其實是「第三勢力品牌」所面臨的信任危機。 民眾黨成立以來，一直強調自己不同於傳統藍綠政治，希望建立高道德標準與公開透明文化。然而，一旦創黨領袖本身接連陷入爭議，即使司法結果尚未出爐，也容易造成支持者信心流失，並直接影響政黨整體形象。近一年多來，各家民調均顯示民眾黨支持度明顯波動，除了政治事件本身，領導者誠信形象遭受挑戰，也是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 民主政治之所以建立信任，不只是依法行政，更來自政治人物是否願意接受高於一般人的公共道德檢驗。法律可以裁判行為是否合法，政治則必須接受人民對誠信、承諾與價值一致性的長期評價。 目前柯文哲行政訴訟仍在審理，監察院提出的主張及柯文哲方面的抗辯，均有待法院依法認定。無論最後判決結果如何，本案已經超越單純政治獻金案件本身，而成為台灣民主制度中政治責任、法律程序與公共信任三者交會的重要案例。 未來社會真正期待的，不只是司法給出答案，更希望所有政治人物都能建立一致且可受檢驗的政治倫理。唯有法律程序獲得尊重、政治誠信受到重視、公共監督持續發揮功能，民主制度才能在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風暴中，累積更深厚的社會信任，而非讓每一次爭議都演變成不同政治立場間的相互指控與撕裂。

遺產稅修法的觀察與分析這次修法不能只理解成「防堵拋棄繼承避稅」，更重要的是台灣遺產稅制度開始從傳統的「對整包遺產課稅」，往「誰取得經濟利益，誰承擔相應稅負」移動。先說明法律進度：財政部已預告《遺產及贈與稅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但截至目前仍屬修法程序，不能把草案內容當成已經生效的新法。財政部此次修法主要是回應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11號判決；憲法法庭要求立法機關自2024年10月28日判決公告日起2年內完成檢討修正。一、最大的改變：從「遺產負責」轉向「受益者負責」現行制度最大的爭議，是被繼承人死亡前2年內贈與特定親屬的財產，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15條仍會被「視為遺產」，重新併入遺產總額課稅。問題在於：財產已經被甲拿走，增加的遺產稅卻可能由乙、丙實際繼承到的遺產負擔。憲法法庭認為，如果因為配偶取得死亡前2年的贈與，而使其他繼承人必須用自己繼承的遺產替配偶承擔增加的遺產稅，已經偏離「量能課稅」原則；嚴重減損繼承權經濟價值時，更涉及財產權問題。修法的核心就是把這個結構重新拆開。 table, th, td { border: 1px solid black; /* 設定線條粗細、實線與顏色 */ } table